減刑假釋改革要透明也要平衡

據報道，廣東法院對職務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類罪犯減刑假釋案件的審理開庭率達到100%，并在全國首創了裁前報告、裁后報備制度，管住“有錢人”、“有權人”和“有名人”的減刑假釋。

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是三類常見的服刑減免或停止狀態。盡管事由不一致，但客觀上都會導致“提前出獄”。如果不對它進行透明和規范管理，那些事實上更有能力購買刑期、杜撰醫學證明的人就有機會逃脫應有的法律制裁。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張海違法減刑并最終成功外逃，就充斥著暗箱操作下的錢權交易與各環節的里外串通。“提前出獄”把控不嚴，將會把司法審判機關努力下形成的司法公正前端，變形為刑事司法執行階段的司法腐敗后端，嚴重損害司法威信和社會正義。

由于歷史的原因，罪犯入獄后的減刑假釋決定權，事實上由監獄管理者單方掌握，減刑假釋事由視乎他們的直接判斷。因此，監獄管理者有機會進行“刑期尋租”，罪犯或家屬也更有誘因與監獄方達成“尋租契約”。經過改革，減刑和假釋的決定權重回法院。不過，在大部分法院只對案件進行“形式審理”以及異議人等相關人不出庭的情況下，減刑假釋的實質決定權，依然很大程度上被監獄管理方左右。

而從司法效率的角度考量，如果所有類型罪犯的減刑假釋都要經過實質司法審理，從目前法院系統的人力資源來看并不現實，而且一部分減刑假釋的確沒必要經過冗長的司法審理。率先在一些社會危害嚴重性較高的犯罪中推行“陽光司法”，是切合實際的做法。

今年2月，中央政法委公布的關于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指導意見，特別選擇了“三類犯罪”為重點防范司法腐敗的領域，既瞄準了刑事司法執行階段的腐敗問題，也兼顧了司法效率與社會效益的平衡。

在考慮現實可行性的前提下，高墻內的司法改革基本方向還是透明化。減刑假釋事由的設定，要遵從公示和可查詢原則，并及時告知相關各方。只有事由設定適當、產生事由符合事實，才能成為司法機關裁定是否準予減刑和假釋的法律事實依據，不得為某一犯人而特設“事由”。司法機關在行使裁定權時，應遵從“實質審理”原則，開庭率與證人對質到庭率必須達到法定標準。

從這個意義上講，廣東推出的提前報告與事后報備等制度創新，最值得借鑒之處，就在于它以優化流程細節、收緊各個環節來遏制司法執行的后端腐敗，從而讓司法公平的陽光照進現實。

（摘編自11月11日《廣州日報》，原題為《減刑假釋透明化，讓司法陽光照進高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