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排權力干擾,確立司法公信

【從法治意識及政治紀律上講,各級黨政領導干部都應率先垂范,做維護法律尊嚴、恪守法治原則的楷模】

實現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是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所要達致的重要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進行體制、機制的變革,同時,還需要建立一些新的制度,讓司法能夠恪守底線,杜絕人情案、關系案,并切實排除權力對司法活動的不當干擾,堅決反對和抵制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主義,維護法律的權威。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我認為,中央的這一意見非常具有現實針對性,也是在當前復雜的司法環境下,推進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有效排除權力干預、影響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措施。

應該說,我國各級司法機關近年來在強化執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從實際狀況看,權力干預司法的現象依然存在,其形式和路徑也逐步變得多樣與復雜。而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上,司法機關如何對待當地或者上級領導的關心、意見和批示,則往往成了一個不是單純辦案技巧的難題。有時,它會直接關系到是否尊重黨政領導、有關組織,是否善于傾聽民眾的呼聲,是否虛心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監督等重要問題。

在通常情況下,對于這樣的指示、意見,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的領導及辦案人員,都不敢疏忽、怠慢,會給予一定的關注甚至關照,有些案件在處理結果下達之前,甚至還會以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向相關領導或者部門報告,在聽取他們的意見之后,再做定奪,其利益權衡的傾向,自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有的案件可能因此久拖不結、反復協調。而從業已曝光的某些冤錯案件情況看,某些領導過問、干預案件甚至不留筆墨,具體指示也不留痕跡,案件最后出現了差錯、冤情,審案法官需要承擔責任、終身負責,甚至染上徇私的嫌疑,而某些領導干部或相關組織卻安然無恙,難以進行責任追究。

我注意到,早在幾年之前,各地法院、檢察院就有領導過問、干擾審判、檢察工作、影響司法公正的情況反映,有的情節還比較嚴重,導致案件訴訟進程受阻、裁判不公,甚至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發布的《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中明確規定:“建立健全過問案件登記、說情干擾警示、監督情況通報等制度,向社會和當事人公開違反規定程序過問案件的情況和人民法院接受監督的情況,切實保護公眾的知情監督權和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在今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也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遵守法律,絕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并提出“建立健全違反法定程序干預司法的登記備案通報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應該說,這是對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再一次重申,也是對不斷推進司法機關如何進一步排除權力干擾,保持司法廉潔和公正的又一次明確指示和要求。

但是,即便如此三令五聲,個別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及相關部門違反法律規定過問、干擾案件,甚至對抗已經生效的法院判決裁判的執行現象依然存在,成為困擾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一個頑疾。而個別司法機關,似乎對權力干擾的記錄、備案、通報制度也顯得不夠積極,存在畏難情緒,反映出對獨立履行職責的信心不足,抵抗干擾的能力不強,難以實現中央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新要求、新期待。

排除權力對于司法的干擾,消除法外不良影響,對于確保司法的公正與公信至關重要。從法治意識及政治紀律上講,各級黨政領導干部都應率先垂范,做維護法律尊嚴、恪守法治原則的楷模,當案件進入司法領域尤其是訴訟程序后,有責任守住行為底線,做到不過問、不影響、不干預,使司法機關能夠依法、獨立地對案件作出裁決；各級人民法院和檢察院則更應當按照中央要求和最高司法機關的規定,迅速建立制度和公開透明機制,增強抵抗權力干擾的能力,對可能影響司法權依法獨立行使的行為,不管它們來自于何方,也不論其借用怎樣的名義,都應態度堅決地予以抵制、記錄和公開曝光,使司法不受權力的影響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