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的符號互動論思想以及對美國傳播學研究的影響和貢獻

【摘要】米德的符號互動學說涉及思想意識的來源、自我概念的產生、社會協調的實現，符號價值功能是米德符號互動學說的核心，通過對這些關鍵概念的辨析，米德建立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符號互動學說，這一學說不但對社會心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傳播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米德；符號互動論；傳播學

一、米德職業經歷和學術成就的文獻梳理

米德的生平無論是對于英文世界的讀者還是對于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都還比較模糊。關于米德的生平，零星的記載見于有關米德研究的一般著作，或者見于其作品集的前言中，這些有關生平的文字介紹多出自他過去帶過的研究生的個人回憶。迄今為止，在英語世界中尚未見到有專門的米德傳記出版。

有關米德生平的重要研究包括米勒的《喬治·赫伯特·米德：自我、語言和世界》（1973年）[1]，在這部米德思想研究專著中附有米德生平和思想發展的長篇介紹文章，尤其是對涉及米德生平的一些細節問題做了非常詳細的注釋。米勒是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并曾受教于米德，他的有關回憶應該是比較可靠的。1982年米勒編輯出版另外一本米德的作品集《個人與社會自我：米德未曾出版的作品》，該書前頁的長篇導讀主要是關于米德思想的發展，而沒有涉及其生平。1980年德國學者HansJoas出版米德研究專著《米德思想的當代審視》，1985年該書由雷蒙德·邁耶（Raymond Meyer）翻譯成英文出版[2]，該書專門辟有一章“邀進民主思想的發展：喬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專門介紹米德思想的發展，附帶介紹了米德的生平，尤其詳細介紹了米德在德國留學的那段生活經歷。1993年庫克（Gary A.Cook）出版《喬治·赫伯特·米德：實用主義社會學的創立者》（George Herbert Mead：The Making of a Social Pragmatist）[3]，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利用米德與亨利·卡斯特（Henry Northrop Castle）家族的大量通信，追溯并還原了米德的早期生活，尤其是他與亨利·卡斯特家族的關系及其發展，這些信件至今保存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2001年迪根（Deegan）編輯出版米德生前的一組文章，以《社會心理學文選》為名出版。根據作者介紹，過去普遍認為這組文章已經于1910年出版，但迪根考證的結論是，事實上它們從未出版，新出版的文選附有迪根撰寫的有關米德生平和思想的綜述長文。1980年劉易斯（Lewis）和史密斯（Smith）出版《美國社會學和實用主義》（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一書，該書共10章，除了第1章為總論，第2章、第3章、第4章分別介紹皮爾斯、詹姆斯以及杜威外，另外6章內容全部用來介紹米德的思想和生平，這部著作是迄今為止英文世界中研究米德思想及其生平的最為詳盡的著作。[4]以下根據上述研究簡要概述一下米德的職業經歷和學術成就。

米德于1863年2月27日出生于馬薩諸塞州的南哈德利（South Hadley），他的家族來自新英格蘭，父親是一位牧師，母親是一名教師。米德于1876年進入奧柏林預備部學習（Oberlin Preparatory Department），1979年成為奧柏林學院的新生。Gary A.Cook在《喬治·赫伯特·米德：實用主義社會學的創立者》一書中介紹說，關于米德早期生活經歷的信息非常少，所幸的是米德的家人保存了1883年至1895年間米德寫給他的好友亨利·卡斯特（Henry Northrop Castle）的95封信件，以及同一期間卡斯特寫給米德和卡斯特家族的大量信件，這些信件至今保存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大部分從未出版，通過這些信件，人們可以了解米德早期的人生軌跡和思想發展。

1883年米德從奧柏林學院畢業，在畢業后的4年中他在學校教過書，干過鐵路建筑工，做過測量員，也做過家庭教師，但沒有一樣工作能夠讓他感到滿意。1887年夏天米德借了一筆錢，離開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來到哈佛成為一名研究生。一年后米德卻離開哈佛，當時在哈佛執教的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推薦米德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跟隨馮特學習心理學博士課程。

1888年米德來到德國，1888年至1889年的冬季，他在馮特指導下學習。總體而言，米德對萊比錫大學的課程并不滿意，但是馮特有關民族心理以及個人與集體互動心理的研究對米德產生了很大影響，受馮特的啟發，米德后來在密歇根大學執教后也建立了一個馮特式的心理學實驗室。1889年3月，也就是一個學期后，米德轉到柏林大學，他的博士指導導師是狄爾泰（Dilthey），主要研究方向是兒童早期道德發展。

1891年秋天，米德獲得了密歇根大學的教職，有可能在杜威主持的哲學系工作。他原本打算結束他在柏林的博士學業后再去阿安伯，他在早些時候也曾得到過密歇根大學校長安吉爾（James Burrill Angel）的承諾，但是到10月底的時候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米德不太可能繼續留在柏林完成博士學位同時又保留在密歇根大學的職位，他不得不放棄前者。他在柏林發給亨利·卡斯特的最后一封信中說：“無法拿到學位回去，我感到羞愧，如果我明天就能夠參加考試和論文答辯那該多好，我多年來的苦讀就是為了拿到博士學位?！盵3]26不過米德未拿到博士學位對他日后在密歇根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學術生涯并未產生嚴重的影響。

米德于1891年秋來到密歇根大學，他對自己獲得的這個職位非常滿意，在一封寫給他妻子父母的信件中，米德說：“海倫與我非常幸運能夠待在這里，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地方比這兒更適合思考和研究了。這兒的杜威先生思想深刻，具有創新精神，他是我見到過的最讓我折服的思想家，我從他那里獲得的東西比我過去從任何人那里獲得的都要多?！盵3]32

在密歇根大學，米德教授的課程包括心理學概論、生理心理學和高級心理學，并指導一些實驗項目。在密歇根大學的那些日子，米德與杜威都在其中，米德的孩子出生于1893年，杜威也有3個孩子，米德和杜威都非常重視觀察和研究孩子。

1894年杜威應邀出任芝加哥大學哲學系主任，杜威強烈建議校方同時聘請米德，1894年米德以助教身份受聘于芝加哥大學，從此開始了他在這所大學長達37年的職業學術生涯（1894—1931）。在芝加哥大學的數十年時間中，米德承擔了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課程。劉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國社會學和實用主義》一書中詳列了1894年至1931年米德為該校學生所講授的全部課程[4]261-285，這些課程主要集中在哲學和心理學領域。

米德生前發表過大量學術論文，根據比較完整的統計，他生前發表的論文總數為109篇。[5]但是，作為一名重要的思想家，米德生前并未出版過一本屬于自己的著作，我們今天讀到的米德的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學生收集、編輯并出版的。迄今為止，由他人編輯出版的米德的著作至少有十幾部，尚有大量文章至今未結集出版。

米德的著作正像他在芝加哥大學執教38年所授課程一樣，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并對后來不同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米勒在《自我、語言和世界》一書中評論道：“米德發展了一套思想學說，他揭示了社會心理學或者社會行為主義與無所不包的宇宙學說和形而上學學說的關系，他的這類研究建立在數學、宇宙學、物理學、生物學、生理心理學以及神經學等基本理論的基礎之上。同時，他也是一位堅守實用主義傳統的哲學家，他探討了包括認識論、形而上學、科學哲學、意識哲學、倫理學以及價值理論在內的所有傳統哲學問題?！盵1]

米德的主要著作包括：

1．《心靈、自我與社會》(Edite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W.Morris:Mind，Self，and Society: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g，1934)，最早出版于1934年，由Morris根據不同版本的學生筆記整理而成，主要內容取自他為學生講授的社會心理學課程。

2．《喬治·赫伯特·米德的社會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eorge Herbert Mead，University of Chicago，1934，1936，1938，1956and 1964），1972年改名為《喬治·赫伯特·米德論社會心理學》出版。（Anselm Strauss：George Herbert Mead on Social Psychology：Selected Papers，1972）.

3．《十九世紀的思想運動》（Edited by MerrittH.Moore:Movement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e Press，1936)，1936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主要內容取自他為學生講授的同名課程。

4．《動作哲學》（Edited by Charles W.Morris With John M.Brewster，Albert M.Dunham and David Mill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38）

5．《個人與社會自我》（Davide L.Miler:Individual and Social Self:Unpublished Work of George Herbert Mea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London，1982），1982年由Davide L.Miller編輯并出版。

6．《游戲學說與社會學》(Edited by Mary Jo Deegan:Play School and Society，P.Lange，New York,1999)，1999年由Deegan編輯出版。

7．《社會心理學文集》（Mary Jo Deegan：Essysin Social Psychology，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New Jersey，2001），2001年由Deegan編輯出版。

8．《自我、戰爭以及社會：喬治·赫伯特·米德的微觀社會學》（Self,War&Society:George Herbert Mead's Macrosociology，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New Jersey，2008），2008年由Deegan編輯出版。

二、米德符號互動論及其社會心理學意義

米德是符號互動學說的重要創立者，盡管在米德之前或者與米德同時代，皮爾斯、詹姆斯、杜威和庫利等人已經介入到符號互動研究，但是米德無疑是符號互動研究的集大成者。

米德的符號互動學說涉及思想意識的來源、自我概念的產生、社會協調的實現以及這些關鍵概念，符號價值功能是米德符號互動學說的核心，通過對這些關鍵概念的辨析，米德建立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符號互動學說，這一學說不但對社會心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傳播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建立符號互動論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揭示人類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符號互動論中的一些關鍵概念，如表意符號、有意義的姿態、自我、對象、動作、過程、角色、普遍化他人等都是為這一理論目的服務的。符號互動論關于個人生活和社會過程的看法突破了傳統的認識框架，是一種具有革命性的思想。

首先，符號互動論從人與人互動、人與環境互動的角度去研究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在具體、持續的互動過程中去研究意識意義以及自我的產生，顛覆了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主義者對人類世界的本質看法。理性主義認為理念、觀念、價值、意義等并非實踐的產物，而是外在于人獨立存在的東西，它們是絕對靜止的。符號互動論的看法與之完全相反，符號互動論認為心靈、意識、意義、自我產生于具體的社會互動之中，因為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總是具體的、變化的。因此不存在靜止不變的意義和自我，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性質應該從互動這個角度去解釋。符號互動論對意義和自我的產生過程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布魯默認為，所有的符號互動論都具有三個基本前提，“第一個前提是人類的行為建立在對意義正確的理解基礎上，這些意義包含在身心世界的萬事萬物之中，人類以符號為萬事萬物命名；第二個前提是事物的意義源于人們之間的互動；第三個前提是這些意義通過人們具體的互動過程而不斷修正，并被人們用來應付日常事物”[6]2。米德認為，“語言過程對于自我的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自我具有一種與生理有機體本身的特征不同的特征。自我是某種不斷發展的東西；它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在社會經驗過程和社會活動過程中出現的——也就是說，它在既定的個體那里是作為他與這種作為整體的過程，以及與這種過程所包含的其他個體的關系的結果而發展的”[7]164。從具體可見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互動去研究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而不是從形而上學的玄念、理念去研究這些東西，這種思路顯然比理性主義更接近于現實本身。因此符號互動論在人類自我理解領域成為一個新的里程碑。

其次，符號互動論是當時美國日益盛行的實用主義和進化論思想在人類行為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米德的哲學思想深受實用主義影響，他本人也是詹姆斯、杜威等實用主義哲學大師的信徒。實用主義哲學最為關注的是效果和效率問題，認為觀念和意義的真實取決于其效果，而不承認絕對靜止的理念。實用主義哲學將生活理解為人對環境的探尋、求證、試錯，以求得對環境的適應，世界并不是靜靜地躺在那里等待人們偶然發現的領域，人們應該積極主動地去探索新的領域。這些觀念導致符號互動論把人看作具體環境的產物，個人和社會的一切活動都是以適應環境為目的。與此相關，符號互動論把意識看作具體環境的產物，它們來自人與環境的具體互動而不是來自真實。人類的種種獨特能力，如人類使用語言的能力、人類運用理性的能力，以及人類自身視為特定對象的能力等，都源于人對環境的適應。同樣，意識、自我乃是人適應社會的產物。

符號互動論的出現是對西方思想史上占據統治地位的理性主義的挑戰。理性主義傾向于將觀念視為靜止的存在，但是實用主義不承認世界上存在這樣靜止的東西。實用主義認為意義、價值、知識都是因為人與對象發生某種聯系而產生，它們的存在離不開具體的環境和條件，而且由于具體環境和條件的不同，人們從自身與對象聯系中所感受到的意義、體會到的價值、獲取到的知識也有所不同。實用主義理論認為觀念或事實是否為真實取決于它們是否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人們應該致力于獲取那些對人們有用的觀念、知識和事實，為了有效地獲取這些東西，人們必須適應環境。

符號互動論究其實質是一種實用主義理論，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就是上述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在他關于人類行為心理分析中的具體運用。但是，米德所創立的符號互動論也具有自身的局限。

其一，符號互動論未能覆蓋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所有問題，這一理論可以解釋部分個人生活、社會生活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但是它仍然是一種不充分的理論。在心理學史上，麥獨孤試圖從本能的角度去解釋社會生活，弗洛伊德試圖從性意識的角度去解釋社會生活，華生試圖從刺激反應的角度去解釋社會生活，由此分別形成了本能心理學、精神分析心理學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等心理學思潮和流派。米德等符號互動論者試圖從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角度去解釋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這一理論的覆蓋范圍顯然比上述幾種主流心理學理論更廣，也更切合人們經驗世界中的事實。但是，符號互動論的局限也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事實并非完全來自互動，決定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更為有力的東西是政治制度、經濟環境和經濟條件以及歷史文化與傳統等等；僅僅只考慮現實中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而完全排斥政治、經濟、文化與傳統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完全否定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其他內容來源，這顯然是一種片面的理解。

其二，符號互動論提供了一種解釋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的理論角度，提供了一種理解人類心理關系的技術手段，但它在解釋社會心理本質等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米德等人開創的符號互動論不能真正解釋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的本質，而只能解釋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的角度和技術手段。如上所述，真正決定個人心理和社會心理的東西是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歷史、習俗和傳統，在經驗世界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人們因為宗教信仰、經濟活動、傳統習俗而群居或離散、親近或疏離、交往或疏遠。僅僅從互動的角度無法完全解釋上述人類的個人心理和社會心理，所謂互動最多只是一種分析人類心理關系的理論視角、一種分析人們交往事實的技術手段。

其三，符號互動論的有關論述過于粗略，未能充分意識到人類生活的異常復雜，未能就人類互動的復雜情況區別更多不同的互動類型。事實上，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類型是極其多樣化的，由此而引發的人類思考方式也是極其多樣化的，既有對未來互動的猜想準備，也有對過去互動的回憶反思，還有對當前互動的判斷和應對。與此同時，所謂互動并非僅僅局限于個體與個體互動，事實上還有另外一種重要形式的互動，即個體與集體的互動，即個人大腦中作為個體的主我與作為集體的賓我之間的互動。例如，在現實生活中，當個體面對一個具有相似特征的群體、團體或組織的時候，個體想象中的對象就不是個體，而是這個具有個體相似性的集體。同時，所謂互動還包括個體對他人與他人之間互動的回憶、猜測、判斷與反應，所有這些都會影響到個體自我、意識的形成，也使個體與他人結成不同的心理關系和社會關系。事實上，個體生活與社會生活的無窮復雜性決定了人們永遠無法憑借任何一種單一理論去加以解釋和概括。

三、米德符號互動論中所包含的傳播學思想

迄今為止，極少看到有專門的著作或者論文研究芝加哥社會學派成員的傳播學思想以及他們對傳播學發展的貢獻，在英文世界中少量與此相關的研究文獻基本局限于對杜威、帕克以及庫利等幾個人的零星研究。至于米德，筆者在英文世界中遍尋資料，卻找不到一篇有關米德傳播學思想的研究論著，這實在是對米德的不公。在筆者看來，在芝加哥社會學派主要成員中，米德的研究中包含的傳播學思想最為豐富，也最成體系，他以符號互動論為中心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實際上開辟了傳播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米德應該是美國早期傳播學發展最為核心的人物。

米德的符號互動學說研究對美國傳播學發展的影響和貢獻是多方面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米德可能是早期社會心理學家中第一個全面論述符號及其意義的學者。米德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有意義的符號”（significant symbol，也翻譯為“表意符號”）這個重要概念，第一次從理論上確立了符號在人類理解和社會協調中的獨特價值。符號其實是一切傳播活動的最基礎條件，米德的符號研究為后來傳播學研究中的各類傳播模式研究提供了一個基點。

米德所創立的符號互動學說中包含許多核心概念，如意義、自我、心靈等，但是其中最基礎、最重要的概念是符號，米德最偉大的發現在于他全面論述了符號在人類意識來源、人類自我概念形成以及人類理解和社會協調中的功能和作用。布魯默在《符號互動論：前景與方法》一書中這樣評價米德的貢獻：“我們感謝喬治·赫伯特·米德對于社會互動最具洞見的分析，他的分析恰如其分。米德闡述了人類社會中發生在兩種不同層面的社會互動，一種是‘姿態的會話’，另一種是‘表意符號的使用’。我將這兩類互動分別稱為‘非符號互動’和‘符號互動’。非符號互動是指某人對某一動作做出直接反應，但這一反應并不涉及對動作的理解和解釋，符號互動則涉及對這一動作的解釋?！盵6]8

創立符號互動論的目的是為了研究群體生活和社會行為，布魯默認為對這一理論研究做出貢獻的學者很多，他列舉的名字包括杜威、托馬斯、帕克、詹姆斯、庫利、茲納涅茨基（Znaniecki）、鮑爾溫（Baldwin）、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Redfield）以及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但是布魯默認為排在首位的應該是米德。

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米德非常細致地剖析了符號的功能。一般低等動物只能對簡單符號，主要是指各種簡單的信號做出反應，如日落意味著黑夜即將來臨，煙霧意味著附近可能有火源，叢林中的足跡意味著可能有野獸出沒。但是只有人類能夠創造并使用語言和文學等高等符號，米德認為人類區別于一般動物的重要特征，是人類創造并學會使用各種符號。作為高度智能的生物，人類不僅僅能夠對簡單符號，即姿態或稱作非語言符號做出反應，還能夠對語言和文字這類高級符號做出反應。人類獲得能夠運用符號的能力意義非常重大，因為高級符號具有意義表達、意義共享、名稱指代、信息儲存等功能，高級符號的出現改變了人與環境的關系，使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大大增強，更為重要的是，高級符號的出現影響和改變了人們之間的互動關系。高級符號的名稱指代功能、意義表達功能、信息儲存功能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記憶思維領域，提高了人類的知覺判斷能力，由于這些符號的創造和使用，當面對面交往時，人們借助于這些符號可以對彼此交流中提及的一切具體的和抽象的東西、在場的和不在場的東西做出反應，這對人類彼此間的溝通理解乃至整個社會的組織協調發揮了巨大作用。米德對于符號互動學說貢獻最大的地方在于，他正確指出了人類的互動必須借助于符號，尤其是借助于高級符號這一事實。

不可否認，米德創立互動學說主要是為了研究人類行為，或者更具體地說是想在心理學的水平上解釋人們如何通過互動轉變成社會化的人。米德對符號功能的解釋主要局限在人際互動層面，但是米德確實于無形中開啟了傳播學的基礎研究領域——傳播符號研究。毫無疑問，一旦人類創造了語言圖像、文字等高級符號系統，這些符號就不會永遠局限于人際傳播之中。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這些符號已經廣泛出現在書籍出版、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以及互聯網等大眾傳播中。在社會生活日益復雜的今天，所謂社會互動已經遠非局限于人際互動，而是迅速向群體互動、族群互動、黨派互動、國際互動等更為寬廣的領域拓展，而在大眾傳播時代，個體與媒介的互動發展成為一種全新的互動模式，這一互動模式對符號的依賴性遠遠高于其他種類的互動模式，因為在這類新型互動模式中，媒介內容完全由符號系統支撐，人與媒介的互動完全通過高級符號來完成?；仡櫧倌陚鞑W研究的發展，除了英尼斯、麥克盧漢等少數傳播學者外，我們很難找到其他更多的學者能夠超越米德關于符號功能的敏銳洞見。

當然，符號互動論一直在不斷發展，社會學以及社會心理學界對符號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休伊特（Hewitt）在2007年出版的第10版《個人與社會：符號互動主義社會心理學》中總結了自米德、杜威、皮爾斯、詹姆斯以來重要學者對符號互動論的研究成果，從三方面概括了符號對于人類生活的重要性，他的概括或許使人們對傳播符號的理解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8]

休伊特認為符號對人類的關鍵影響體現在符號改變了人類生活其中的環境的性質；符號的出現使得將個體的行為姿態（behavioral dispositions）或者態度直觀（be reproduced）給其他人成為可能；符號使得個體有可能成為環境的一部分，人們可以對這類由符號所指代的有關他或她所組成的環境進行反應。[8]

低等動物或者人類發明符號之前只能對在場環境做出相應反應，它們對超出視力、聽力和其他感覺范圍的事物無力做出反應，人們對環境的反應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此那時人類所面對的一切環境都是可以觀察到的在現場環境。但是語言、文字、圖像等符號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限，一方面，借助于這類符號，人們可以對符號所記錄和呈現的一切環境做出反應，無論這些環境中所包含的事實是發生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也無論它們發生在眼前還是發生在多么遙遠的地方。另一方面，符號具有指代功能，人類用符號對一切將定事物命名，這使得人類可以把一切外在于人的東西帶入到大腦中進行處理。實際上，借助于高級符號，人類獲得了將外在事實環境轉化成為虛擬指代環境的能力，這極大地降低了人與環境互動的勞力消費和成本。

符號還改變了環境的性質，人類生存的現實環境主要由可見的事物組成，如山川、河流、原始動植物，原始人類當然可以對這些可見物做出反應，但是只有當符號被創造并使用之后，人類才能夠對抽象物做出必要的反應，這些抽象物包括觀念、概念、態度、情感等，比如責任、義務、愛、思念等。這一事實意味著符號的創造和運用客觀為人類創造了另外一類環境，人們生活于其中并對之反應的環境性質也因此而發生改變，傳統的環境范圍獲得極大的拓展。

毫無疑問，符號互動論對于上述符號功能的理解已經非常接近于李普曼對于擬態環境的描述，也與數十年后麥克盧漢對于媒介形式變化引起人們感知方式變化的論述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在米德等社會學家的論述中，他們訴諸的概念是環境，他們關注的重點是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借助符號而發生的互動和反應，因為米德及其同仁要求證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

符號的第二項魔力是能夠在群體之間分享意義，從而在群體成員中傳遞和再現個體所持有的行為姿態以及態度。低等動物誠然能夠對簡單信號（signs）產生反應，但是簡單信號的傳遞功能一般僅僅局限于個體與對象之間，它天然具有私密性。單個的動物可能會因為聽到或看到某種簡單信號，從而對這一信號做出反應，但是由于這類信號僅僅與它所指向的事物相關聯，因此這類信號與它所指向的對象之間的關系僅僅局限于個體動物的經驗范圍內。例如，當一只狼對另外一只野獸發起進攻的時候，前者所持有的行為姿態和態度僅僅為前者所持有，最多會影響到在場的其他動物，超出了這一現場范圍，前者所持有的行為姿態和態度便成為無跡可尋之物，但是如果類似的情景發生于能夠運用高級符號的人類，則完全不同。

高級符號具有公開性的特點，它不受時空限制，它所承載的意義可以非常方便地被群體中的成員所共享。尤其是高級符號可以喚醒人的意志，即使符號所表現的東西不在場，符號使用者仍然可以將自己對特定對象的行為姿態和態度傳遞給群體中的成員。正如米德指出的，因為在場的人可以對這些符號做出反應，符號起到了傳遞他人行為姿態和態度的中介橋梁作用，特定對象完全不必在場。事實上，通過這樣的轉換過程，符號使用者個體的行為姿態和態度被再造出來，這就是高級符號的又一神奇力量。

行文至此，我們自然聯想到大眾傳播何以能夠如此有力地改變受眾的態度和行為，傳者的態度如何能夠通過文字、聲音、圖像等高級符號傳遞給受眾，看來這一秘訣早已被符號互動論者所破解，米德所創立的符號互動學說無疑可以解釋許多傳播現象。

大眾傳播對各類傳播符號的運用已經爐火純青，傳播者各種公開的或隱含的思想、觀點、立場都可以通過高級符號予以有效傳播和表達，受眾完全可以明白和理解各類新聞報道或新聞評論中心的態度和立場，因為高級符號天然具有表達行為姿態和態度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高級符號能夠超越時空傳遞意義和態度，人類有可能利用符號這種功能進行欺騙和欺詐，各類虛假新聞正是利用符號的這種特點炮制出來的。

符號的第三項魔力是借助于符號，人類不僅僅可以為外部環境命名，也可以為自己命名，從而把自己變成環境的一部分。

其一，在自然界，動物與環境的關系非常單一，動物就是動物，環境就是環境，動物不可能成為外部環境的一部分。但是，高級符號的出現明顯地改變了人與環境的這種相對關系，高級符號不但能夠為人類外部環境中的萬事萬物命名，而且可以為個體自己命名，這樣被符號所指代的個體成為環境的一部分。人們能夠對人名之類的東西進行反應，這意味著個體自己也成了環境的一部分，個體在這樣一個整體環境中能夠對自我產生反應，這是自我意識產生的必要條件。同時，由于個體自我能夠意識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個體自我因此獲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其二，米德關于心靈、自我、主我、賓我等理論開辟了人內傳播的基礎理論研究領域。米德對有關心靈、自我、主我、賓我等概念的闡釋大多非常含糊，邏輯也不是很嚴密，人們很難準確捉摸這些概念。這種狀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今天所能讀到的作品并非米德親自撰寫，而是其他人根據他生前講課的筆記整理而成，因此我們不必苛求米德本人。但是，米德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依然清晰可見、深邃靈動。如果我們不去逐字解讀米德的原話，而是取其作品中的精華，或許我們反而能夠更準確地理解米德的真意，同時領悟到他的這些論說其實已經深深切入到人內傳播的基礎理論領域。

米德所言及的自我其實始終包含兩個不同的部分，即主我和賓我，所謂自我應該是主我和賓我的統一。主我就是代表真實意愿的我，它有點類似于弗洛伊德人格結構理論中的本我，但操縱或者說驅動主我的并非完全本能沖動之類的“快樂原則”，它們應該還包括信仰、信念之類的更高動機；主我代表個體最真實的意愿，在個體的思考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主我，主我依據自己的立場、觀點和原則與賓我進行對話。所謂賓我，就是個體大腦中對現實中的他者以及對他者態度的想象以及反應，這些自己對他者想象和反應的內容構成了另外一個角色，這個角色是賓我。賓我實際上就是社會性的我（the socialme），操作賓我的原則是現實原則或社會原則，于是在個體大腦中“我”似乎分裂為兩個不同的我，它們分別代表著主我與賓我，主我與賓我之間時刻處于對話之中。

米德經常說個體成為個體自身的對象，或自我成為自我的對象。為了說明個體能夠成為自己的對象，米德列舉了有關幽靈的故事，他說：“原始人假定，靈魂是存在的，它大致位于膈膜之中，在人們睡眠時暫時離開肉體，在人死去時則完全離開肉體。一個人可以引誘它脫離故人的肉體，還可以殺死它?！盵7]152接著米德分析了自我產生的過程，他說：“作為可成為自己的對象的自我，自我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社會結構，是從社會經驗中產生的。當一個自我產生以后，它就從某種意義上為它自己提供了它的各種社會經驗，因此，我們才能夠設想一個絕對離群索居的自我。但是，人們不可能設想自我是社會經驗之外產生的。雖然我們可以在它已經產生的情況下，設想一個人在有生之年都處于離群索居狀態，但即使這樣，這個人仍以他自己為伴，并且能夠像他以往與他人溝通那樣，與自己對話和思考。”[7]152

米德要說的其實就是個體大腦中主我與賓我的對話，因為所謂自我就是主我與賓我的合二為一。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主我與賓我是相互沖突的，因為二者的驅動力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同。主我代表的是真正的自我，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和愿望，而賓我是對他人及其態度的想象和反應，或者說是他人利益和愿望在個體大腦中的想象重現以及自己作為另外一個我對它們的反應；主我與賓我作為兩類不同角色在大腦中不斷地進行對話和預演，這就是米德所說的自己，成為“自己成為自己的對象”。

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情形。比如，一個年輕人即將去參加一個求職面試，那么他很自然地就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我應該穿什么衣服去面試？我應該說些什么？我的知識、學歷、閱歷是否足以說服考官并在競爭中勝出？考官是個什么樣的人？他的偏好是什么？競爭對手都是些什么人？”總而言之，這個年輕人一定會在大腦中反復想象類似的問題和情景，他也會在大腦中不停地預演自己應對考官的提問。在這種情境中，他一般會按照他所猜想的考官的希望去回答或者做，甚至會為此違背自己真實的意愿。例如，當他依據一般社會規則作出判斷，考官一定偏愛接受穿西服打領帶的應試者時，他一定會穿上西服、打上領帶去應試，哪怕他一點都不喜歡這些。那么，面對即將到來或正在發生的面試這個社會行為，這個年輕人大腦中與考官等人在想象中的各種對話和接觸就構成了賓我，而那些代表更真實的想法和意愿的“我”則是主我。

主我與賓我之間的對話是一種設身處地式的對話，即代表自身真實利益的主我與代表他人利益的賓我在想象中進行無休止的對話，就好像自我大腦中還潛伏著另外一個人。一些只有兩三歲的孩子會對他們的父母說，自己覺得腦子里有兩個我，一個我想要這樣去做，另外一個我想要那樣去做，孩子當然不知道這其實就是主我與賓我的對話，當孩子意識到自己頭腦中有兩個不同的我時，這表明社會原則已經開始侵入孩子的大腦中。剛開始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孩子往往不知該如何處理，他們會覺得有些無所適從，我們經常說“思想斗爭”，說的大致也是這類情況。

在個體體驗和經歷中，主我和賓我無休止的對話最終導致“普遍化的他人”的出現。每一個人的主我所面對的都是賓我，每個賓我所具有的態度都與我真正的利益和態度有所不同，我們在生活中必須時刻捕捉、判斷并應對賓我所代表的態度和利益，并對此作出反應和協調，這種情形被米德稱之為“人生辛苦的工作”。久而久之，賓我所代表的原則便會由個別的上升為集體的，由具體的上升為普遍的。由此，我所指向的他者也就由個別的、具體的上升為集體的、普遍的，這就是米德所說的“普遍化的他人”?！捌毡榛乃恕狈从车钠鋵嵕褪乾F實原則和社會原則，它是無數個體中的主我與賓我不斷試錯、不斷協調從而最終確立的社會規則，“普遍化的他人”所代表的原則一旦形成，就會影響和制約所有的社會個體。這類原則與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或“公正的旁觀者”非常相似，它們雖然看不見，但對每個人的社會行為會產生影響。

米德關于主我與賓我的發現顯然也受到庫利“鏡中我”理論的啟發，在米德的自我理論中，主我對賓我的想象以及主我對賓我態度的想象，這些想象的內容正是庫利所說的那面鏡子，這面鏡子照見了一個新的我，這個我就是米德所說的賓我，主我與賓我進行不斷對話協商，然后個人最終以一種符合社會現實原則的方式去呈現自己。

主我與賓我之間的對話體現出來的就是人類對自身以及外部事物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人類的知識積累、價值判斷、反思批判等主要建立在這種對話的基礎上。但是，主我與賓我之間依靠什么來對話呢？沒有人能夠聽見或看見發生在有機體大腦內的這種對話。事實上，人們依靠無聲的語言來進行內心的對話，這種對話是說給自己“聽”的，也唯有自己可以“聽”到。關于這一點，米德已經說得很明確，他說：“我們所謂的‘溝通’的重要性通過下列事實表現出來，即它提供了一種行為形式——有機體或者說個體利用這種形式就可以變成他自己的對象。我們所一直討論的正是這種溝通——它不是母雞對小雞發出的“咯咯”聲，狼對狼群發出的嗥叫聲，或者母牛發出的“哞哞”聲這種意義上的溝通，而是有意義的符號意義上的溝通；這種溝通不僅針對其他人，而且也針對這個個體本人。”[7]150很難想象，在沒有發明語言之前，個體在大腦中如何進行這種對話，唯一的推斷是根本不存在這類對話，因為那時人類的意識處于極為低級的階段中。

事實上，個體的任何一個動作、任何一個決定或任何一個念頭都會引起個體大腦中主我和賓我之間無窮無盡的對話，主我與賓我的對話過程也就是人的思維過程，米德有關主我和賓我的概念直接切入到了人類思維的本質領域，是心理學史上的天才發現。主我與賓我客觀存在這一事實也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他人之外，自我、心靈、意識產生于與他人的聯系以及對他人的反應過程中，米德的雄心是要再造一種不同于個體心理學和本能心理學的新的心理學，他通過對自我、主我、賓我、心靈、意識等核心概念的研究，創造了以人類互動為基礎的社會心理學。但未及所料的是，米德在再造互動社會心理學的同時，也于無意間開啟了人內傳播學的基礎研究領域，他對自我、主我、賓我、心靈、意識等核心概念的研究實際上已經介入到有關人內傳播的機制、路徑、方式等問題中。

其三，米德的符號互動論探討了符號在人類互動中的關鍵作用，為后來的傳播學者提出各種傳播模式提供了理論基點，他還揭示了主我與賓我的“對話機制”，開辟了獨特的人內研究基礎理論領域。但是應該看到，自我的形成和發展是米德符號互動論更重要的方面，米德有關自我形成和發展的研究實際上是社會學中有關人的社會化過程理論的早期版本。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人的社會化過程主要是人的獨特人格和獨特社會行為的獲得過程，其獲得途徑包括家庭、學校、教堂以及各種社會組織機構，如果將人的社會化原因歸結為大眾傳播，那么這樣的研究視角就是米德之后美國傳播學研究的主流范式——傳播效果研究。米德對自我形成和發展以及對人的社會化過程的研究始終沒有脫離符號互動和人內傳播的視角，可以說米德是美國歷史上最早從符號互動和人內傳播角度研究傳播效果問題的社會心理學家，他最先開創了傳播效果研究的基礎理論。

米德的哲學是實踐的哲學，也是實用主義的哲學，他反對西方理想主義將人解釋為先天的理性存在，也反對歐洲原子主義理論將人解釋為孤立的原子存在，他更反對將人和歷史看作某種決定論的東西。米德在哲學上有意擺脫西方歷史上的理性主義、原子主義和機械決定論，他更愿意把人和社會看作是一種具體的社會過程和社會存在，他在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去尋找自我產生的依據和價值，米德的哲學因此被稱作互動哲學，也被稱作“關系”的哲學。在米德看來，人和社會在本質上是一種關系，而非結構，人的價值和意義因為關系和互動而產生，人不是被某種先天的結構而決定的東西。但非常清楚的是，米德認為一切關系和互動的基礎是人人借助于符號而發生的交往和交流，米德未能言明的是交往和交流的本質是信息的交換和交流，自我是在個體內部、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的信息交換和交流中得以確立的。米德實際上是從信息交換和交流的角度切入到了人的社會化過程的研究之中，他也正是因此而觸及到了傳播效果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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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hn P.Hewitt：Self and Society：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ocial Psychology，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Boston/New York/San Francisco，2007，p.41.

（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學博士、碩士生導師，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后，加拿大渥太華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