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的符號互動論思想以及對美國傳播學研究的影響和貢獻

【摘要】米德的符號互動學說涉及思想意識的來源、自我概念的產生、社會協調的實現，符號價值功能是米德符號互動學說的核心，通過對這些關鍵概念的辨析，米德建立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符號互動學說，這一學說不但對社會心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傳播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米德；符號互動論；傳播學

一、米德職業經歷和學術成就的文獻梳理

米德的生平無論是對于英文世界的讀者還是對于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都還比較模糊。關于米德的生平，零星的記載見于有關米德研究的一般著作，或者見于其作品集的前言中，這些有關生平的文字介紹多出自他過去帶過的研究生的個人回憶。迄今為止，在英語世界中尚未見到有專門的米德傳記出版。

有關米德生平的重要研究包括米勒的《喬治·赫伯特·米德：自我、語言和世界》（1973年）[1]，在這部米德思想研究專著中附有米德生平和思想發展的長篇介紹文章，尤其是對涉及米德生平的一些細節問題做了非常詳細的注釋。米勒是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并曾受教于米德，他的有關回憶應該是比較可靠的。1982年米勒編輯出版另外一本米德的作品集《個人與社會自我：米德未曾出版的作品》，該書前頁的長篇導讀主要是關于米德思想的發展，而沒有涉及其生平。1980年德國學者HansJoas出版米德研究專著《米德思想的當代審視》，1985年該書由雷蒙德·邁耶（Raymond Meyer）翻譯成英文出版[2]，該書專門辟有一章“邀進民主思想的發展：喬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專門介紹米德思想的發展，附帶介紹了米德的生平，尤其詳細介紹了米德在德國留學的那段生活經歷。1993年庫克（Gary A.Cook）出版《喬治·赫伯特·米德：實用主義社會學的創立者》（George Herbert Mead：The Making of a Social Pragmatist）[3]，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利用米德與亨利·卡斯特（Henry Northrop Castle）家族的大量通信，追溯并還原了米德的早期生活，尤其是他與亨利·卡斯特家族的關系及其發展，這些信件至今保存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2001年迪根（Deegan）編輯出版米德生前的一組文章，以《社會心理學文選》為名出版。根據作者介紹，過去普遍認為這組文章已經于1910年出版，但迪根考證的結論是，事實上它們從未出版，新出版的文選附有迪根撰寫的有關米德生平和思想的綜述長文。1980年劉易斯（Lewis）和史密斯（Smith）出版《美國社會學和實用主義》（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一書，該書共10章，除了第1章為總論，第2章、第3章、第4章分別介紹皮爾斯、詹姆斯以及杜威外，另外6章內容全部用來介紹米德的思想和生平，這部著作是迄今為止英文世界中研究米德思想及其生平的最為詳盡的著作。[4]以下根據上述研究簡要概述一下米德的職業經歷和學術成就。

米德于1863年2月27日出生于馬薩諸塞州的南哈德利（South Hadley），他的家族來自新英格蘭，父親是一位牧師，母親是一名教師。米德于1876年進入奧柏林預備部學習（Oberlin Preparatory Department），1979年成為奧柏林學院的新生。Gary A.Cook在《喬治·赫伯特·米德：實用主義社會學的創立者》一書中介紹說，關于米德早期生活經歷的信息非常少，所幸的是米德的家人保存了1883年至1895年間米德寫給他的好友亨利·卡斯特（Henry Northrop Castle）的95封信件，以及同一期間卡斯特寫給米德和卡斯特家族的大量信件，這些信件至今保存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大部分從未出版，通過這些信件，人們可以了解米德早期的人生軌跡和思想發展。

1883年米德從奧柏林學院畢業，在畢業后的4年中他在學校教過書，干過鐵路建筑工，做過測量員，也做過家庭教師，但沒有一樣工作能夠讓他感到滿意。1887年夏天米德借了一筆錢，離開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來到哈佛成為一名研究生。一年后米德卻離開哈佛，當時在哈佛執教的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推薦米德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跟隨馮特學習心理學博士課程。

1888年米德來到德國，1888年至1889年的冬季，他在馮特指導下學習。總體而言，米德對萊比錫大學的課程并不滿意，但是馮特有關民族心理以及個人與集體互動心理的研究對米德產生了很大影響，受馮特的啟發，米德后來在密歇根大學執教后也建立了一個馮特式的心理學實驗室。1889年3月，也就是一個學期后，米德轉到柏林大學，他的博士指導導師是狄爾泰（Dilthey），主要研究方向是兒童早期道德發展。

1891年秋天，米德獲得了密歇根大學的教職，有可能在杜威主持的哲學系工作。他原本打算結束他在柏林的博士學業后再去阿安伯，他在早些時候也曾得到過密歇根大學校長安吉爾（James Burrill Angel）的承諾，但是到10月底的時候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米德不太可能繼續留在柏林完成博士學位同時又保留在密歇根大學的職位，他不得不放棄前者。他在柏林發給亨利·卡斯特的最后一封信中說：“無法拿到學位回去，我感到羞愧，如果我明天就能夠參加考試和論文答辯那該多好，我多年來的苦讀就是為了拿到博士學位。”[3]26不過米德未拿到博士學位對他日后在密歇根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學術生涯并未產生嚴重的影響。

米德于1891年秋來到密歇根大學，他對自己獲得的這個職位非常滿意，在一封寫給他妻子父母的信件中，米德說：“海倫與我非常幸運能夠待在這里，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地方比這兒更適合思考和研究了。這兒的杜威先生思想深刻，具有創新精神，他是我見到過的最讓我折服的思想家，我從他那里獲得的東西比我過去從任何人那里獲得的都要多。”[3]32

在密歇根大學，米德教授的課程包括心理學概論、生理心理學和高級心理學，并指導一些實驗項目。在密歇根大學的那些日子，米德與杜威都在其中，米德的孩子出生于1893年，杜威也有3個孩子，米德和杜威都非常重視觀察和研究孩子。

1894年杜威應邀出任芝加哥大學哲學系主任，杜威強烈建議校方同時聘請米德，1894年米德以助教身份受聘于芝加哥大學，從此開始了他在這所大學長達37年的職業學術生涯（1894—1931）。在芝加哥大學的數十年時間中，米德承擔了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課程。劉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國社會學和實用主義》一書中詳列了1894年至1931年米德為該校學生所講授的全部課程[4]261-285，這些課程主要集中在哲學和心理學領域。

米德生前發表過大量學術論文，根據比較完整的統計，他生前發表的論文總數為109篇。[5]但是，作為一名重要的思想家，米德生前并未出版過一本屬于自己的著作，我們今天讀到的米德的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學生收集、編輯并出版的。迄今為止，由他人編輯出版的米德的著作至少有十幾部，尚有大量文章至今未結集出版。

米德的著作正像他在芝加哥大學執教38年所授課程一樣，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并對后來不同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米勒在《自我、語言和世界》一書中評論道：“米德發展了一套思想學說，他揭示了社會心理學或者社會行為主義與無所不包的宇宙學說和形而上學學說的關系，他的這類研究建立在數學、宇宙學、物理學、生物學、生理心理學以及神經學等基本理論的基礎之上。同時，他也是一位堅守實用主義傳統的哲學家，他探討了包括認識論、形而上學、科學哲學、意識哲學、倫理學以及價值理論在內的所有傳統哲學問題。”[1]

米德的主要著作包括：

1．《心靈、自我與社會》(Edite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W.Morris:Mind，Self，and Society: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g，1934)，最早出版于1934年，由Morris根據不同版本的學生筆記整理而成，主要內容取自他為學生講授的社會心理學課程。

2．《喬治·赫伯特·米德的社會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eorge Herbert Mead，University of Chicago，1934，1936，1938，1956and 1964），1972年改名為《喬治·赫伯特·米德論社會心理學》出版。（Anselm Strauss：George Herbert Mead on Social Psychology：Selected Papers，1972）.

3．《十九世紀的思想運動》（Edited by MerrittH.Moore:Movement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e Press，1936)，1936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主要內容取自他為學生講授的同名課程。

4．《動作哲學》（Edited by Charles W.Morris With John M.Brewster，Albert M.Dunham and David Mill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38）

5．《個人與社會自我》（Davide L.Miler:Individual and Social Self:Unpublished Work of George Herbert Mea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London，1982），1982年由Davide L.Miller編輯并出版。

6．《游戲學說與社會學》(Edited by Mary Jo Deegan:Play School and Society，P.Lange，New York,1999)，1999年由Deegan編輯出版。

7．《社會心理學文集》（Mary Jo Deegan：Essysin Social Psychology，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New Jersey，2001），2001年由Deegan編輯出版。

8．《自我、戰爭以及社會：喬治·赫伯特·米德的微觀社會學》（Self,War&Society:George Herbert Mead's Macrosociology，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New Jersey，2008），2008年由Deegan編輯出版。

二、米德符號互動論及其社會心理學意義

米德是符號互動學說的重要創立者，盡管在米德之前或者與米德同時代，皮爾斯、詹姆斯、杜威和庫利等人已經介入到符號互動研究，但是米德無疑是符號互動研究的集大成者。

米德的符號互動學說涉及思想意識的來源、自我概念的產生、社會協調的實現以及這些關鍵概念，符號價值功能是米德符號互動學說的核心，通過對這些關鍵概念的辨析，米德建立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符號互動學說，這一學說不但對社會心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傳播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建立符號互動論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揭示人類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符號互動論中的一些關鍵概念，如表意符號、有意義的姿態、自我、對象、動作、過程、角色、普遍化他人等都是為這一理論目的服務的。符號互動論關于個人生活和社會過程的看法突破了傳統的認識框架，是一種具有革命性的思想。

首先，符號互動論從人與人互動、人與環境互動的角度去研究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在具體、持續的互動過程中去研究意識意義以及自我的產生，顛覆了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主義者對人類世界的本質看法。理性主義認為理念、觀念、價值、意義等并非實踐的產物，而是外在于人獨立存在的東西，它們是絕對靜止的。符號互動論的看法與之完全相反，符號互動論認為心靈、意識、意義、自我產生于具體的社會互動之中，因為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總是具體的、變化的。因此不存在靜止不變的意義和自我，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性質應該從互動這個角度去解釋。符號互動論對意義和自我的產生過程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布魯默認為，所有的符號互動論都具有三個基本前提，“第一個前提是人類的行為建立在對意義正確的理解基礎上，這些意義包含在身心世界的萬事萬物之中，人類以符號為萬事萬物命名；第二個前提是事物的意義源于人們之間的互動；第三個前提是這些意義通過人們具體的互動過程而不斷修正，并被人們用來應付日常事物”[6]2。米德認為，“語言過程對于自我的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自我具有一種與生理有機體本身的特征不同的特征。自我是某種不斷發展的東西；它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在社會經驗過程和社會活動過程中出現的——也就是說，它在既定的個體那里是作為他與這種作為整體的過程，以及與這種過程所包含的其他個體的關系的結果而發展的”[7]164。從具體可見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互動去研究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而不是從形而上學的玄念、理念去研究這些東西，這種思路顯然比理性主義更接近于現實本身。因此符號互動論在人類自我理解領域成為一個新的里程碑。

其次，符號互動論是當時美國日益盛行的實用主義和進化論思想在人類行為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米德的哲學思想深受實用主義影響，他本人也是詹姆斯、杜威等實用主義哲學大師的信徒。實用主義哲學最為關注的是效果和效率問題，認為觀念和意義的真實取決于其效果，而不承認絕對靜止的理念。實用主義哲學將生活理解為人對環境的探尋、求證、試錯，以求得對環境的適應，世界并不是靜靜地躺在那里等待人們偶然發現的領域，人們應該積極主動地去探索新的領域。這些觀念導致符號互動論把人看作具體環境的產物，個人和社會的一切活動都是以適應環境為目的。與此相關，符號互動論把意識看作具體環境的產物，它們來自人與環境的具體互動而不是來自真實。人類的種種獨特能力，如人類使用語言的能力、人類運用理性的能力，以及人類自身視為特定對象的能力等，都源于人對環境的適應。同樣，意識、自我乃是人適應社會的產物。

符號互動論的出現是對西方思想史上占據統治地位的理性主義的挑戰。理性主義傾向于將觀念視為靜止的存在，但是實用主義不承認世界上存在這樣靜止的東西。實用主義認為意義、價值、知識都是因為人與對象發生某種聯系而產生，它們的存在離不開具體的環境和條件，而且由于具體環境和條件的不同，人們從自身與對象聯系中所感受到的意義、體會到的價值、獲取到的知識也有所不同。實用主義理論認為觀念或事實是否為真實取決于它們是否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人們應該致力于獲取那些對人們有用的觀念、知識和事實，為了有效地獲取這些東西，人們必須適應環境。

符號互動論究其實質是一種實用主義理論，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就是上述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在他關于人類行為心理分析中的具體運用。但是，米德所創立的符號互動論也具有自身的局限。

其一，符號互動論未能覆蓋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所有問題，這一理論可以解釋部分個人生活、社會生活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但是它仍然是一種不充分的理論。在心理學史上，麥獨孤試圖從本能的角度去解釋社會生活，弗洛伊德試圖從性意識的角度去解釋社會生活，華生試圖從刺激反應的角度去解釋社會生活，由此分別形成了本能心理學、精神分析心理學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等心理學思潮和流派。米德等符號互動論者試圖從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角度去解釋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這一理論的覆蓋范圍顯然比上述幾種主流心理學理論更廣，也更切合人們經驗世界中的事實。但是，符號互動論的局限也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事實并非完全來自互動，決定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更為有力的東西是政治制度、經濟環境和經濟條件以及歷史文化與傳統等等；僅僅只考慮現實中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而完全排斥政治、經濟、文化與傳統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完全否定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其他內容來源，這顯然是一種片面的理解。

其二，符號互動論提供了一種解釋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的理論角度，提供了一種理解人類心理關系的技術手段，但它在解釋社會心理本質等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米德等人開創的符號互動論不能真正解釋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的本質，而只能解釋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的角度和技術手段。如上所述，真正決定個人心理和社會心理的東西是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歷史、習俗和傳統，在經驗世界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人們因為宗教信仰、經濟活動、傳統習俗而群居或離散、親近或疏離、交往或疏遠。僅僅從互動的角度無法完全解釋上述人類的個人心理和社會心理，所謂互動最多只是一種分析人類心理關系的理論視角、一種分析人們交往事實的技術手段。

其三，符號互動論的有關論述過于粗略，未能充分意識到人類生活的異常復雜，未能就人類互動的復雜情況區別更多不同的互動類型。事實上，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類型是極其多樣化的，由此而引發的人類思考方式也是極其多樣化的，既有對未來互動的猜想準備，也有對過去互動的回憶反思，還有對當前互動的判斷和應對。與此同時，所謂互動并非僅僅局限于個體與個體互動，事實上還有另外一種重要形式的互動，即個體與集體的互動，即個人大腦中作為個體的主我與作為集體的賓我之間的互動。例如，在現實生活中，當個體面對一個具有相似特征的群體、團體或組織的時候，個體想象中的對象就不是個體，而是這個具有個體相似性的集體。同時，所謂互動還包括個體對他人與他人之間互動的回憶、猜測、判斷與反應，所有這些都會影響到個體自我、意識的形成，也使個體與他人結成不同的心理關系和社會關系。事實上，個體生活與社會生活的無窮復雜性決定了人們永遠無法憑借任何一種單一理論去加以解釋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