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不能靠娛樂滋養精神

《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總導演自嘲“文化節目回歸熒屏中央的難度不啻于一場‘諾曼底登陸’

　　《開學第一課》錄制現場。資料圖片

　　江蘇省南京市，第二屆江蘇書展上認真看書的小朋友。人民視覺

一個民族，不能只靠娛樂精神滋養。之所以提出這個宏大的命題，要從10月3日剛剛收官的第二屆《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總導演關正文的一段自嘲說起：

看起來《中國漢字聽寫大會》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但要知道，中國電視熒屏被歌唱節目搶盡風頭，親子節目更以明星、家庭的噱頭和T2O的商業模式名噪一時。文化節目回歸屏幕中央的難度簡直不亞于一場“諾曼底登陸”。

當前，文化節目遇冷依然是不爭的事實，即便在國家級的大眾媒體，對于文化的堅守也未見得是所有人的共識。

關正文的話道出了廣大對文化有著敬畏與堅持的媒體人的操守，“一個民族不能靠娛樂滋養精神，這是文化節目具有長期市場價值的信心所在。我們靠此為生并相信未來”，當然，這也道出了在經濟利益與文化擔當之間掙扎的大眾媒體人的尷尬。

如何實現“讓古代經典的詩文鑲嵌在腦子里，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成為民族文化的基因？”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話題。

大眾媒體之于受眾，承擔著“施教者”的身份

強調媒體的責任擔當，是因為正如教育的主體不僅有學校、有家庭，還有社會一樣，大眾媒體扮演著對于受眾的“施教者”的身份，對于文化的引領、文化風氣的塑造、青少年健康心靈和文化趣味的培養，都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

正如每年通過中央電視臺對全國廣大少年兒童播出的《開學第一課》，以及從去年創播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都以其新穎的節目形式，將主流價值觀表達寓教于樂，讓孩子在玩耍中學習到了知識，實現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大眾媒體“施教”身份具有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是一種無形的“教化”，這種教化幾乎滲透在大眾媒體所傳播的一切信息內容中。通化師范學院孫成英老師指出，大眾媒體的媒介屬性和功能，以及信息化社會的受眾特征，都使得大眾媒體必然成為社會教育中的一名特殊的“教育者”。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生活，發揮著導向作用，這種導向作用實質就是一種無形的教育功能。

“我是一個老師，之所以不遺余力地參與一檔電視節目的制作，就是看重了大眾媒體的影響力。”文化學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酈波的話耐人尋味，“通過一檔電視節目，讓人們看到我們對母語文化復興的強烈訴求。推動教育部門的頂層設計，讓青年學子們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對母語文化產生豐富的認知感、強烈的認同感，甚至是價值、精神與信仰層面的歸屬感，這對整個民族的復興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