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新聞思想反民主立場的由來

盡管著作廣受好評，但李普曼對自己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模棱兩可的結論并不滿意。《幻影公眾》的出版似乎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普曼把它題獻給漢德大法官，并寫信說：“我力圖闡明，加入輿論本身在知識和精神質量方面沒有任何改進，輿論會起什么作用，怎樣做才能更為行之有效。”李普曼甚至對哈佛政治學教授阿瑟?霍爾姆斯說，這本書的調子太悲觀，以致它很可能“會因為是異端邪說而受到我在《新共和》的舊友們的審判”。[4]190在這本書中，李普曼將當前民主政治中的公眾流失現象視為正常情況，認為由此“局內人”便得以進行其工作，公眾也不必做他們無力勝任的選擇。這一暗淡凄涼的結論使那些贊頌《公眾輿論》一書的人們對這部續篇感到沮喪甚至困惑，但《幻影公眾》仍收獲了許多正面的評價。如阿諾德?貝內特?霍爾評價這本書的主要價值在于它提供的建議和觀點的現實性，并開辟了政治分析和研究的誘人前景。帕克再次評論了李普曼的著作，認為作者非同尋常的貢獻在于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并促使人們重新審視那些被公認的教條，挑戰人們已有的信仰，其真正意義就在于它闡明了輿論的真實本質和政治過程的特點。[9]

盡管大部分評論家對這本書的悲觀調子感到氣餒，以至于《幻影公眾》一書很快就絕版并被人們所遺忘和忽略，但就當時的評論來看，批評家們并沒有認為李普曼是在攻擊甚至反對民主制度本身。

學術話語建構中的蝴蝶效應

然而，李普曼新聞思想所引發的評論和爭議，由于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參與，卻在今天的社會科學領域引起了特殊興趣。來自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當代學者，將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與杜威之間關于民主和公眾的關系，以及新聞媒介在其中的作用等問題的思想交流，描繪成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或論戰，認為兩者處在高度緊張的敵對立場上。在這種描繪中，李普曼被刻畫成一個傲慢的批評家，他發現了民主政府在制度上的不完善，并提出以專家治國的精英主義方式來糾正這些不足，因而成為拒絕改革的反民主式的局內人。而杜威則因為始終對參與式民主保持信任和積極樂觀的態度，并堅持通過教育來提高公民自治能力，成為提倡政治改革的進步主義事業的擁護者。

有趣的是，事實上，兩人從來沒有辯論過，目前也尚不清楚，李普曼是否認為自己是在與杜威對話或討論。兩者之間的意見分歧當然存在，但所謂的辯論也不過是杜威就李普曼的《公眾輿論》和《幻影公眾》兩本書在《新共和》雜志上發表的書評，以及1926年在凱尼恩學院發表演講并隨后出版的《公眾及其問題》一書。李普曼是如何回應杜威的立場則沒有后續的實例，也沒有任何同時代的評論將杜威的書解讀為對李普曼的明顯抗議。

將李普曼和杜威之間的思想交流轉換為一種“論戰式”的學術話語，開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已故的詹姆斯?凱里，作為美國媒介和傳播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對李普曼的批評被廣為引用，他對李普曼和杜威論戰的描述也最有影響力。1982年，凱里在他的論文《大眾傳媒：批判的觀點》中用爭論和沖突來形容這場思想交流，將杜威和李普曼的關系描述為對抗性的，7年后這篇文章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中再次發表。[10]針對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思想交流，凱里表達了對杜威觀點的明顯推崇，認為他不僅可以“肯定在我們眼前的是什么”，也可以“最起碼，通過想象構建一個更可取的世界”。而對于李普曼，凱里批評他質疑廣大市民參與民主的能力，并引導大眾傳播研究轉向定量的“行政”（實證）研究。在1987年發表的論文中，凱里又抱怨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公眾從概念上被清空了。”原因可以歸咎為政治理論的發展和民意調查的崛起，但李普曼是主要的罪人，因為他“將公眾置于政治之外，將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11]

凱里對雙方的評論所帶來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證。研究美國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1991年和1995年的書中承認他依賴凱里的《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來完成他對杜威和李普曼交流的解讀。而在1991年出版的杜威傳記《杜威與美國民主》中，羅伯特?威斯布魯克又大量引用了拉什的觀點。這些學者經常引用杜威評價《公眾輿論》時的一段話就是，杜威認為這本書“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達的對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訴”。但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句話出現在第一段的結尾處，而這一段充滿了對該書“輝煌的，有啟發性，客觀性”的贊譽。杜威不僅發現《公眾輿論》中有許多值得稱贊的地方，而且將《幻影公眾》這本在今天看來是兩本書中更為反民主的著作，評價為“論述的是對修正的、有節制的民主理論的信仰”。[12]

實際上，在凱里第一次將杜威和李普曼連接起來時，他的解釋存在許多誤讀的地方，也缺少具體的引證。在反響廣泛的《重構大眾和媒介》那一章中，凱里承認：“我取出的內容重點是關注杜威與李普曼的沖突，并在我希望推進的地方搭臺提供論據。”[13]凱里的論據設置在一章中只占了8頁，沒有注釋，其中包括從《公眾及其問題》中引用的一段長文，但沒有直接引用李普曼的著作文本。凱里的原文缺少引證，然后拉什引述了凱里，隨后拉什被廣泛引用卻沒有提及凱里。威斯布魯克引用拉什，但隨著威斯布魯克的書的影響力日益擴大，近來闡釋這場交流的學者往往引用威斯布魯克而不是拉什。這些舉動，使對這場交流的重構獲得了更多權威性，但卻缺少透明度。這儼然就像一場“蝴蝶效應”，某個領域的學者頻繁運用的一個小詞匯，經過流通和推動，被引用、放大，并為其他領域的學者所采用。隨著這種說法的跨學科流動，采用者而非原創者將被繼續引用，結果就是一個龐大的解釋性大廈卻建立在一個話語修辭所拍動的翅膀上。

凱里將杜威和李普曼二人置于對立立場上的意圖似乎很明顯：李普曼成為效果取向的媒介研究傳統中的歷史先驅和哲學標桿，這一傳統在凱里看來與他所倡導的儀式取向的研究傳統相比缺少成效。相反，杜威代表一種人性化和人文主義實踐中的實用主義、民主、社會共同體和交流，在那里每一個人都能參與到意義生產中去。對杜威的推崇，以及為了恢復和肯定杜威那種對參與式民主制度充滿希望的愿景，使這種話語重構將李普曼的立場簡化為一種諷刺，夸大了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思想分歧，而忽視了這場思想交流發生的廣闊的歷史和傳記背景，甚至使用極端化的、交流本身并沒有出現過的術語。[2]這種二元對立的框架，對雙方來說都是極為不公正的。

以上是本文梳理的李普曼新聞思想的變遷及其引發的爭議和批評。對傳統民主理論的持續抨擊與李普曼自身對進步主義理想的幻滅有著很大關系。對此，李普曼給出的解釋為，這是由于普通人缺乏統治能力的結果，公眾是應該被馴服的巨獸，而不是一種可教育的力量。在關于民主、公眾和新聞業的思考中，李普曼的確帶有深厚的精英主義立場，但是他對民主前景的擔憂，對大眾自治能力的質疑，都來自于他所堅定致力于的改進和完善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努力。而當代學者將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那場思想交流建構為對抗性的爭論，將提倡專家治國的李普曼譴責為反民主的精英，實際上并不忠實于事件的原貌。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資助，項目批準號：11YJC860055）

（作者為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外語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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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rnold Bennett Hall，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0，No.1（Feb.，1926），p.199-201；Robert E.Park，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24，Legal Aid Work（Mar.，1926），p.194

[10]James W.Carey，“Mass Media：The Critical View”，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 （Beverly Hills，CA：Sage，1982），re-titled and reprinted as‘‘Reconceiving‘Mass’and‘Media”，in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Boston：UnwinH yman，1989），p.69-88

[11]Carey，J.W.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The Center Magazine，1987，20 （March/April）6-15

[12]Sue Curry Jansen，Phantom Conflict： Lippmann，Dewey，and the Fate of the Public in Modern Society，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Vol.6，No.3，September 2009，p.221-245

[13]James W.Carey，“Reconceiving‘Mass’and Media”，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Unwin Hyman，1989），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