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新聞思想反民主立場的由來

【摘要】本文在介紹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達的新聞思想的基礎上，試圖厘清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學者對其新聞思想的評價與認識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體現了學術話語構建中的某種蝴蝶效應，它夸大了李普曼對民主制度的抨擊與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實意圖和立場，也影響著當代學者對李普曼新聞思想所做的各種評價。

【關鍵詞】李普曼；民主；公眾；新聞業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報刊專欄作家，在其60余年的寫作生涯中，留下了1萬多篇共1000多萬字的時論文章及31部有關哲學、政策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其中直接涉及新聞學的著作有三部：《自由與新聞》（Liberty and the News）、《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幻影公眾》（The Phantom Public）。中文譯本只有《公眾輿論》。《公眾輿論》作為研究輿論問題的傳世名作，在英語世界一再重印，在中國也出現過兩個翻譯版本。

李普曼在這些著作中隱含的新聞思想就是，我們在準確理解民主和新聞的關系時困難重重，人們誤解了新聞業能夠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新聞業無法為人們提供關于外部世界的真實圖景，反而在民主理想和現實之間制造緊張狀態。[1]由于李普曼質疑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能力，懷疑獨立而全能的理性公民個體的存在，他將運用理性知識進行政治決策的權利賦予了少數“經過特殊訓練的”“擁有特殊技能的”專家和精英（即局內人）。也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李普曼的民主觀被視為一種政治精英主義，并“被認為”與杜威及其支持者所持的大眾參與式的傳統民主觀發生了激烈沖突，甚至被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批評為是反民主的。[2]

本文在介紹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達的新聞思想的基礎上，試圖厘清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學者對其新聞思想的評價與認識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體現了學術話語構建中的某種蝴蝶效應，它夸大了李普曼對民主制度的抨擊與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實意圖和立場，也影響著當代學者對李普曼新聞思想所做的各種評價。

李普曼新聞思想的變遷

1920年，《自由與新聞》一書的出版開啟了李普曼的新聞思想——輿論的可被操縱性觀點，這對其一生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李普曼開篇就指出：“現代西方民主的危機正是新聞業的危機”，新聞界的最高法則應該是“闡明真理、揭露丑惡”，新聞界提供真實可靠的新聞對大眾社會代議制民主非常重要，新聞報道的真實性是民主國家公民借以形成輿論，進而左右政府決策的基石。為此，李普曼提出改造新聞業的設想：新聞記者應該是“耐心、無畏的科學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報道需要實踐最高的科學品質”，即“客觀性”的檢驗標準。[3]但是，這種對新聞客觀性和專業化的熱情，很快就被《公眾輿論》一書中流露出的不可知論和悲觀情緒所動搖。

作為李普曼的新聞學代表作，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對媒介、公眾和民主政治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改變了其他學者探究政治理論的方法，這就是格雷厄姆?沃拉斯所反對的那種只見政治機構不見人的傳統政治學。其中，李普曼仔細研究了民主理論的中心問題——對“全能公民”的信念。在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下，李普曼開始意識到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人們看待事物的方法都是由他們所處的一定的文化環境所產生的刻板印象決定的，人類的決策依靠他們的感情、偏見和習慣，因此相信“民主最初的教條”是不再可能了，即“管理事務的知識自發地產生于人的內心”。[4]161進而，李普曼對新聞業可以促進民主的理想也開始動搖，并承認自己在《自由與新聞》中認識的不足，“新聞與真理并不是一回事，他們必須得到清晰的區分”，民主制度的缺陷并不能靠更好的新聞報道、值得信賴的新聞和真實的資料來彌補。對大眾民主理想的幻滅，使李普曼將無法作出正確政治決斷的公眾視為“局外人”，并將對民主決策提供意見的權利賦予少數“經過特殊訓練”的“擁有特殊技能”的專家、局內人手中。這些人不是通過隱晦不清的新聞報道來檢驗消息的準確性，而是通過專門組織的、不被偏見和歪曲所沾染的“情報機構”來達到目的。這一“精英治國”的觀點，體現了李普曼對傳統大眾參與式民主理論的否定，以及對易于被操縱的新聞界的警覺。

這種對現行民主制度的懷疑在其隨后出版的《幻影公眾》一書中進一步蔓延。在這本引起廣泛爭議卻又很快被人遺忘的書中，李普曼充分論述了傳統的民主理論的不足之處，并表露了他個人的許多焦慮之情以及他所喪失的戰時的理想主義觀念，也對《公眾輿論》中的很多思想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述。對于公眾的民主參與，李普曼宣稱如果想當然地認為選民們甚至“生來就勝任”管理公共事務，這是“虛假的理想”，并以自己為例說明對普通民眾寄予更多期望是不合適的，“我找不到時間去做民主的理論期待我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說，去了解時局，并對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所面臨的每個問題都發表值得一提的觀點”。[4]190因此，基于公眾可以決定事態發展這一信念之上的大眾政府理論是錯誤的，這樣的公眾“僅僅是一個幻影”，一個抽象的東西。對此，李普曼為現行民主制度和傳統民主理論在現實中的困境所提供的解決方法，就是讓如幻影般存在的公眾放下肩頭這副管理國家事務的擔子，直言不諱地承認平民百姓既無能力也無興趣來管理社會，轉而將民主政府的施政過程交由局內人做出決定。“這并不是因為他生來就比別人聰明，而是因為他所處的地位使他能夠了解問題并采取行動。”[4]191

就新聞思想變遷的脈絡而言，李普曼的貢獻在于將新聞業、公眾與政治民主的關系闡發得更為明確。對民主和現實社會的批判眼光、對非理性個體公眾的不信任態度，使李普曼希望新聞業能認清自己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真實角色和需要改進之處，也希望社會公眾不要過高地寄希望于新聞業對民主政治的影響，而是真正致力于政治民主制度自身的改革與發展。

李普曼引發的評論與爭議

《自由與新聞》《公眾輿論》和《幻影公眾》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顯然與那個時代的社會特征有著緊密聯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歷了鍍金時代的美國人，在工業主義與公司資本主義開始威脅到個體的經濟保障、自主權和社會地位的時候，試圖對美國民主的含義做出新的解釋。他們追問政府怎樣才能保護民眾避免工業主義和經濟集中帶來的副作用，以及這個政府該怎樣塑造一個工業國家的未來。當眾多改革者、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新聞記者們，不斷向當時占優勢的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形態提出挑戰時，一個充滿變革的“進步主義時代”到來了。這場進步主義運動所引發的數以百計的提案和許多有組織的改革運動，建立在這樣的認識假設上：首先，人類基本上是有理性的，如果通過適當的教育，使其掌握自主能力的話，民眾會堅決要求政府追求公共利益，回避特殊利益；其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如今能夠發現美國社會問題的起因并提供解決的辦法。[5]

進步論者們相信科學和專門技能可以治理國家，這也是身處這一改革時代的李普曼所堅持的。李普曼在認識到“輿論是可以被左右的”后，試圖去探討在政府具備了如何操縱人們頭腦這種現代知識的情況下，普通人如何對公共事務做出明智的決定，這正是《自由與新聞》這本書的主旨所在。這本只包含了三篇文章的小冊子，在讀者中產生的影響力遠遠低于李普曼后來所寫的《公眾輿論》，但是也引起了當時芝加哥大學知名社會學者羅伯特?帕克的注意。帕克評論說李普曼和最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麥克斯?斯蒂爾一樣，認為“最后的暴政是思想的暴政”，用李普曼的話說就是“最后的暴政是為我們提供思想并操縱我們的宣傳家的暴政”。對于這本小冊子，帕克稱贊說，“新聞業所擁有的權力早已被確認，但沒有一種關于現代報業的批評或贊賞能像這本小冊子那樣分析得如此敏銳和徹底”。[6]

《公眾輿論》則被李普曼自稱為第一部“真正嚴肅認真”的著作，其模棱兩可的結論，是這本書至今仍引起廣泛爭議的原因。在當時，批評家們為這本書所震動，但卻不知如何評論為好。大部分批評家稱贊它是一個巨大的突破，說它暴露了政治學家幾乎不知其存在的問題。李普曼的好友哈羅德?拉斯基把這本書形容為“顯然是反映出偉大的智慧力量的風度，它文筆疏朗、氣象崢嶸”，是一部“優秀作品”，但對該書的結尾卻心存疑問。而時任最高法院法官的霍姆斯基則認為《公眾輿論》一書“寫得十分出色”，也許就是因為“李普曼并未下什么結論”，并認為很少能有人把人們頭腦中的細微差別分辨和表達得如此清楚。同樣是李普曼的好友，勒尼德?漢德大法官對書中的分析也十分嘆服，但卻為結論所困擾。[4]162

《公眾輿論》同樣引起了帕克的關注。帕克評論說，“事實證明，對輿論的研究主要是對新聞的研究，新聞就是報紙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時事提供解釋”，“書中所涉及的大量人類本性的分析，以及關于這類問題的充滿刺激性和暗示性的討論，賦予該書獨特的價值”。[7]還有學者將李普曼的著作視為代表現代政治學領域正在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政治學開始關注政治領域的心理因素，并強調當前民主困境的原因在于過分關注政府的起源而非施政的過程和結果。因此，李普曼的著作指向正在慢慢形成的新政治和新的社會科學。[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