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海《新聞報》股權事件再研究

【摘要】按照美國喬治敦大學學者Shelanski對社會之于媒介兼并問題的態度模式分類（效率主導模式和民主模式），1929年《新聞報》股權事件表明，中國社會對于報刊兼并的態度是強烈地偏向于民主模式的。這種偏向是輿論觀念、政府力量和商界力量合力的結果。因此，討論中國近代報刊經濟的發展，不應該把報刊混同于一般的企業，完全以經濟的視角予以考察，反過來完全置于政治視角，也可能是過猶不及，而應充分考察社會政治的復雜因素是如何形塑了中國近代報刊經濟的面貌。

【關鍵詞】《新聞報》股權紛爭；政治化；經濟利益

1929年上海《新聞報》股權易主引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它的買主一會兒說是某反動分子，忽而又傳是《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包括政府和商界在內的各方力量介入干涉報紙股權的買賣問題。史量才最終成為《新聞報》的最大股東，但卻無法染指該報的日常編輯出版事務。報紙的經濟兼并引起社會與政治力量廣泛的干涉，在中國新聞史上，1929年的事件不僅是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美國喬治敦大學學者Shelanski認為對媒體兼并是否采取管制的態度，取決于人們對于“公共利益”的兩種態度——效率主導模式（efficiency-oriented model）和民主模式（democracy model）。效率主導模式認為媒體最大的任務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偏好，面向市場，社會應當解除對媒介的管制，給予最大的自由度；民主模式則認為媒體應確保人們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不同的聲音，確保媒體成為公共事務的協商平臺，媒介兼并需要受到各種限制。[1]于是，社會對媒體所有權問題的態度，就轉變為這個社會的報刊觀念究竟如何，認為媒體最重要的功能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當兩者發生沖突時，需要首先考慮保障哪種功能。那么，中國近代社會對于報刊兼并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其原因又是如何？1929年《新聞報》股權事件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機會，以審視中國近代報刊企業化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形態的深層次的社會政治根源。

上海報業的壁壘和平衡

賴光臨說：“民國十六年（1927年）以后，新聞事業發展為不斷的競爭，并各謀事業基礎的建立，國內各大報紛紛改進本身的組織，將私人經營改變為公司性質，資金十萬乃至數百萬，并自建永久性的新廈，采用輪轉機印報，宏展規模。這是新聞事業發展史上，很值得重視的現象。”[2]97這很值得重視的現象，是指報刊作為一個經濟部門，而不是言論機關發展起來。

20世紀20年代后期上海報業的商業化程度又如何呢？據《中外報章類纂》社調查，1927年全國華文報紙每日發行共有628種，其中北平125種，漢口36種，廣州29種，天津28種，濟南25種，上海23種。[3]53上海近代報刊是比較發達的，但與北京相比，零頭都不到。除政治因素之外，上海報業進入的壁壘高，也是重要原因。銷量位于第一、第二位的《新聞報》、《申報》在1928年，都已在15萬份左右，第三位的《時事新報》不過3萬份，《民國日報》還比不過《時事新報》。上海報業的格局基本上是寡頭壟斷。《申報》于1918年、《新聞報》于1928年均建成永久性大廈，對《申》、《新》兩報來說，報館已經是一筆龐大的資產。與《申》、《新》兩報要展開競爭，也絕不僅僅是幾個同人集資就可以辦到的了。于是，《申報》、《新聞報》作為商業大報的持久地位，也不僅僅是其內容編輯和經營方式可以解釋的了，他們在企業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身份，形成了資本的積累，這種資本的積累無形當中成為其他商業報刊進入上海報業并取得成功的壁壘。

不過，上海報業并不是一個獨占的市場，《申報》和《新聞報》在銷量上旗鼓相當，確保了一定程度的競爭，維持著某種平衡。

《新聞報》易主及其反擊策略

上海報業的平衡，因為《新聞報》原報主福開森將其賣給《申報》報主史量才而可能被打破。諸多史料表明，在《新聞報》股權事件爭執不下之前，《新聞報》內部已然知道收買者是史量才。《新聞報》方面反對史量才收買股權的原因前有研究已有詳述，主要在于《新聞報》的所有權與編輯權是分離的，所有者美國人福開森并不介入內部管理工作，由汪漢溪全權代理，而汪氏父子已將《新聞報》當作自家事業看待，而史量才接手《新聞報》后會威脅其在館內的權利。同時，職工們因害怕原有優厚的福利制度變更而集體反對新報主。[4]

《新聞報》方面公開的反擊是以發表同人宣言開始的，1月13日發表第一次同人宣言，14日堅拒原有的股東會議，成立股東臨時干事會，15日發表宣言，16日又發表了第二次同人宣言。在這三份連續發表的宣言中，發現對于“何人收購了《新聞報》股權”這一問題，《新聞報》始終措辭不同：13日說是“把持輿論之嫌”者和“具有其他不良背景”[5]；14日說，股份售予了“反動分子”[6]；15日卻暗示是史量才與反動分子的勾結，替其收買，以圖操縱輿論，說“試問史先生果何所顧忌，而甘匿其大名，又受何人委托而能握有此大權，就其隱身幕內以重價收買新聞報之舉動窺測之，則史先生有無背景已可想見”。[7]但是，14日的宣言顯然是《新聞報》所希望強調的，刊登了足足有9天；在這份宣言中，《新聞報》的新股東是“反動分子”。

現有研究線索表明，《新聞報》事先知道是史量才收買了股權，礙于篇幅不一一展開。另有董顯光的回憶，之前的研究也許并未注意，揭示了更多《新聞報》背后的動作：“他們（汪氏兄弟）第一步，通過一個律師用威脅利誘的方法要我簽字承認代表史量才為反動分子梁士詒、葉恭綽收買新聞報。這個律師剪集《庸報》過去的言論新聞加以歪曲解釋，誣賴我怎樣反政府。聲言攻勢得手，史量才到手的新聞報股權就得全部充公。”[8]89-90《新聞報》希望拿到切實的證據來證明史量才與反動分子具有關系，于是從《新聞報》股權買賣中間人董顯光下手。據董稱，律師威脅利誘董顯光不成，更是有四個彪形大漢拿著手槍潛入董顯光當時所下榻的旅店，威脅他在一份自白書上簽字，而這份自白書說的正是董顯光代替梁士詒、葉恭綽等反動分子收買了《新聞報》。

既然收買者是史量才，為何會傳成是“反動分子”？1月13日，《民國日報》刊載了國民黨上海黨部的一份臨時動議，警告《新聞報》“不得將福開森股份售于反動分子，并呈請中央收買福開森所有股份”。[9]考慮到股權事件乃秘密進行，誤傳也是極有可能。不管如何，《新聞報》方面緊緊地抓住了收買者被傳為反動分子的機會，極有可能是明知收買者是史量才的情況下，仍然大量釋放了報紙新主人是反動分子這樣的消息，并且有意識地將史量才與所謂的反動分子聯系起來。此后，史量才一直難以撇清與反動勢力的關系。

股權買賣行為的政治污名化

史量才一方面已經與反動分子牽連在一起，有口難辯，股權收買者身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報業壟斷問題也被政治化了。

報業經濟擴張并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商界有言論說：“是以股票自由買賣，已成為世界上之原則，任何人不得加以否認也，唯此次某報因出售股份而引起空前之糾紛，乃系一種特殊之場合。”[10]“特殊之場合”說的是商業上股權自由買賣不受干涉的原則，在報業上并不適用。報刊企業的“特殊”之處在于報刊的經濟問題、股權利益是與政治問題牽連在一起的。問題就倒向壟斷的報業是否會影響其政治功能的發揮。

《大公報》對于史量才“報界托拉斯”的舉動，列舉出其欲控制信源和輿論的三步計劃，“（一）已組織范圍內各報聯合辦事處，籌畫全同發展，提高廣告費，并辦聯合采訪；（二）設大通信社統一宣傳；（三）于不在范圍內之報紙，先以廉價招攬其拍發專電事務，使外埠報紙消息亦歸其操縱。”[11]在《大公報》看來，史量才“有三個月改組新聞報，六個月統一望平街之豪語，有欲將輿論機關全部攫為己有之勢”。[12]《民言報》談到史量才報業壟斷的危害說：“滬上報紙事業，本有壟斷全國之勢，再加以將來托拉斯出現，則全國之觀聽，不幾乎一網打盡乎……尚不止于商業受其影響而已，如最顯而易見之增加報費問題，敢決其必相繼而起，則又豈止全國之閱戶歸其操縱，而消息之傳遞，輿論之宣傳，非并受其操縱不可。” [13] 幾乎所有的言論都未曾提及史量才控制《新聞報》之后會對報業經濟產生何種影響，而將報業兼并的焦點問題放在是否會影響報刊輿論功能的發揮之上。人們很自然地將報刊與輿論、民意聯系，企業可以被兼并，但是報刊之兼并，輿論就有被把持、民意就有被強奸之危害。于是報業兼并的問題，全然被政治化了，從中看不見任何對兼并之于報刊企業化影響的只言片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