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興起和調查性報道的變革

自2009年8月“微博微博”內測版推出迄今，短短3年多時間，中國的微博用戶數量已超過3億。其中，新聞記者尤其調查記者是非?；钴S的使用群體之一。在一些突發公共事件的傳播過程中，網民總是能夠第一時間獲取調查記者利用微博所發布的直播信息，并且邊圍觀事件的動態、邊發表評論，從而快速形成洶涌的網絡輿論。

微博的興起，到底對中國的調查性報道產生了哪些影響？筆者主要想從三個方面來談談看法：一是對報道空間的影響，二是對生產機制的影響，三是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對報道空間的影響

根據多數調查的感知和判斷，過去10年，一些地方政府“防火防盜防記者”的阻撓手段，增加了調查取證的難度和監督報道的風險，也讓不少調查記者深感生存狀況堪憂。面對相對嚴苛的管制環境和逼仄的報道空間，過去兩三年間，微博的運用快速成為調查記者“打擦邊球”、“搶時間差”的核心渠道，甚至成為他們進行“邊緣突破”和“社會動員”的主要平臺。具體來看，微博對調查報道空間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快速發稿、搶占先機。不少調查記者已經習慣于通過個人微博或媒體微博，第一時間在新聞現場發布滾動消息，搶先發布消息。這種做法確實很有用。過去，調查記者做公共突發事件的報道，通常都是采訪一周、半個月，回來寫出長篇深度報道，再發表在報紙或雜志上。如今，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我們看到一些記者搶先在微博上快速發布現場信息，盡管比較碎片化，但也有利于短時間內引起公眾的熱切關注，并與網友目擊或草根爆料形成協同。

微博的病毒式、爆炸式傳播效能，有利于增進信息公開的力度、提供信息突圍的可能，從而積極推動輿論監督和調查報道的空間。一般來說，這種情況比較適用于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的調查報道，不存在為了追求獨家報道而對采訪行蹤進行保密的可能。

2、公眾圍觀、形成壓力。公眾對政務微博的網絡圍觀，或對公共事件的熱切關注，有利于推動相關責任部門通過微博來新聞發布、做出表態，從而給媒體的跟進報道提供空間或打開縫隙。我們通常講，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是“政務微博元年”，而2012年可以說是“媒體微博元年”。當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開設微博，使其新聞發布和信息公開工作從后臺走向前臺。過去，政府搞新聞發言人制度，可以躲在輿論“廣場”的后臺，當老百姓情緒太激動，造成的輿論壓力太大了，政府部門就把新聞發布臺搬到“廣場”當中召開新聞發布會，進行簡要發布和輿論引導?，F在，身處微博時代，一旦開設政務微博，躲躲閃閃的傳統做法就不管用了——你開設了微博，相當于把自己放在“廣場”當中，盡管還有個半透明的罩子把你罩著，但你必須隨時接受公眾的圍觀、質疑和批評。

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后，如果政府沒有及時發布真相，公眾會用網絡圍觀形式來“扔香蕉皮”甚至“鞭尸”。就像有一個人就在你面前不斷罵你，你又是在廣場當中，你不得不回應。有時候，這種網絡圍觀會逼迫一些政府微博公開表態。可見，輿論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參與、影響調查性報道。

3、微博傳播、邊緣突破。由于商業壓力或者自我審查，一些調查記者完成的報道，無法最終刊登在報刊上。過去，在論壇和博客興盛的時期，少數調查記者也會將未刊發的報道發布到網絡論壇或個人博客中去，從而引起高層領導或社會各界的關注。比如，當年《瞭望東方周刊》的調查記者孫春龍，就是利用自己的博客發布了針對某省垮壩事件的報道，才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和批示，從而使胎死腹中的報道重新復活?，F在，也有不少調查記者開始充分利用微博作為突破管道，如果報道沒有正式刊發，則利用長微博的方式發在微博上，通過邀請同行、學者的轉發和評論，短時間里形成熱點；或者，將報道貼在博客或論壇之后，在微博上加以推薦、附上鏈接，也容易造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