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摘要】新聞與創傷分屬新聞學和心理學兩個不同的學術領域，在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兩個領域開始靠攏、交叉，經過近20年的研究和實踐，已形成一個較為成熟的交叉學科并在實踐領域取得碩果。本文梳理了該學科的發展歷程，總結了其研究特點，并介紹了其研究成果的轉換，冀能對我國業界和學界起到借鑒作用。
【關鍵詞】新聞;創傷;創傷報道;達特中心
“7·23”動車事故、龍卷風襲美、“9·11”恐怖襲擊、汶川地震、日本海嘯、礦難……電視上的悲慘畫面，報刊上的沉痛描寫，這些是新聞媒體日常報道的重要部分;花季少女拒絕求愛被毀容、深圳聯防隊員強奸老板娘、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個體的悲慘經歷被放大，全國輿論嘩然，這些同樣是新聞媒體日常報道的一部分。在我國，前者被稱為災難性報道，后者被稱為社會新聞，二者有所分野。然而在美國，新聞從業者和研究人員則將這些事件都歸為一類——創傷報道，并已經形成一個較為成熟的學術領域。
發展歷程
創傷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既指身體上的創傷，也指心理上的創傷。身體創傷一般指相當嚴重的、威脅生命的身體損傷;心理創傷可能伴隨著身體創傷，也可能單獨存在，它對心理的傷害往往會導致創傷后應激障礙，損害個人恰當處理壓力的能力。創傷性事件是指“與某人相關，出乎其意料，超出其日常經驗范圍，包含一定形式的失去、傷害、暴力威脅的，或真實存在或感知到的事件”[1]，它既可能是突發的短暫經歷，也可能是長期或反復發生的事件，或是目擊創傷性事件的經歷。長期處于諸如極端貧困、語言暴力等境況也可能造成心理創傷。[2]
大部分創傷性事件往往具有很強的新聞價值而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因此，在新聞學研究和教育早期對此就有相關論述。在美國1924年出版的《報紙的良知》中，面對如何報道諸如兒童意外死亡、自殺、酒精中毒等創傷性事件，作者已經給出了相應的指導：尊重和保護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情、報道手法避免庸俗和煽情、應對社會風氣產生正面作用。“新聞扣壓雖有邪惡的一面，但也有它合理的一面。”[3]但是，囿于新聞實務與學術的發展局限，對于此類事件的報道認識遠不夠全面系統，雖有宏觀上的零星指導，但并無可供實際操作的具體指南。
20世紀80年代，隨著應用倫理學和心理學的發展，情況開始逐漸發生變化。1980年，創傷后應激障礙診斷的判定標志著人們真正開始直面創傷并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創傷。1985年，創傷壓力研究學會在華盛頓特區創辦，旨在促進對創傷壓力的研究和知識交流，其成員包括精神病專家、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新聞工作者、牧師和其他對創傷壓力研究和治療感興趣的人。80年代末，該學會的成員之一、華盛頓大學新聞學教授羅杰·辛普森在西雅圖參加謀殺案受害者家人及相關新聞工作者會議時，發現幾乎沒有人談論創傷。會議結束后，他強烈要求華盛頓大學新聞系在新聞報道課程中永久地增加若干創傷性報道課時。1994年以后，華盛頓大學新聞系的幾乎每個學生都聽說了情緒創傷，并接受了采訪幸存者的訓練。這是美國最早的新聞與創傷課程，辛普森也成為這一領域的創始人之一。[4]
這一領域另一位重要創始人是治療創傷性壓力的先驅、醫學博士弗蘭克·奧克伯格。1991年，他和州立密歇根大學的新聞學教師在達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和密歇根受害者聯合會共同創辦了一個小型項目，幫助新聞專業學生以敏感、莊重和尊敬的方式報道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1994年，達特基金會創辦了每年一度的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優秀報道獎，頒發給北美有影響的暴力、犯罪、災難和其他發生在個人、家庭或社區的創傷性事件報道，影響力逐步增強。
90年代中期以后，全美越來越多的新聞工作者、教育者和心理學臨床醫生開始探索新聞報道和暴力的交集。達特基金會逐漸開始在其他州幫助更多具有創新性的項目，尤其關注辛普森在華盛頓大學開設的創傷性事件報道課程。1999年，這一領域的先驅辛普森、奧克伯格和達特基金會終于會合，在華盛頓大學成立了跨學科的達特新聞與創傷中心。同年，達特中心與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學會共同出資建立了奧克伯格學術獎金，獎勵在任何媒體中報道創傷性事件的在職新聞工作者。
新的達特中心承擔了每年頒獎的任務，并迅速擴大了項目的規模——成員、訓練項目、研究，囊括了在職新聞工作者、精神健康從業人員、研究者和新聞學教師。
2009年，達特中心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生院的邀請，將總部設于該處。除了在美國的3個基地——紐約總部、西雅圖西部中心和圖爾沙研究中心外，達特中心還向全球擴散，在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成立了全日制的網點，為新聞工作者和新聞組織提供具有開創性的訓練項目，并提供多語言服務。迄今，達特中心已經在25個國家召開過會議、教育項目和開展活動。[5]
經過近20年的推動，創傷報道已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其研究、實踐成果對新聞工作者報道創傷性事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研究特點
首先，創傷報道是跨學科領域，從一開始就吸納了新聞從業人員、研究者、心理學家和精神健康臨床醫生。達特中心和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學會及其他心理學研究團體密切合作，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跨學科網絡，鼓勵并領導對報道創傷性事件的心理影響的研究。2004年，達特中心圖書館館長、臨床心理學家伊蘭娜·紐曼博士發起了一個連續研究項目，以解決一個困擾她多年的簡單問題：“在新聞與創傷領域正在發表什么樣的論文?”沒人知道答案，因為這個領域太新、太細化了。紐曼請通常不交流的研究者和從業者坐在一起。“新聞從業人員、心理學家和精神健康研究者、受害人權益倡議者、歷史學家、媒介研究學者、倫理學家、流行病學家等等……但是這些人在一起進行研究遇到了真正的困難。”他們對彼此的領域了解甚少，并各自使用一套術語。為了方便不同學科間相互理解和對接，2007年，紐曼領導編撰了一個全面的跨學科術語表，這個研究工具不僅可以用于學術研究，“記者也可以用來尋找報道背景或者思考解決倫理和實踐問題。新聞主管們可以發現爭議從而提高對新聞團隊的培訓和支持。臨床醫生可以找到資料以幫助從事新聞業的客戶或病人”[4]。顯然，在這一領域，不同學科正在積極合作且成績斐然。
其次，創傷報道的研究范圍廣。創傷性事件涵蓋了會給心理造成創傷性后果的所有事件，不僅有我們熟悉的災難、事故，也包括車禍、自殺、家庭暴力、虐待、遺棄等日常性事件。達特中心網站提供的報道指南將創傷性事件分為災難、殺害、性暴力、家庭暴力、兒童與創傷、自殺、戰爭以及悲劇周年紀念日，不但對每一類創傷性事件有相應的報道指南，還提供豐富的案例，其中既包括每年獲獎的報道和獲獎者的感受，也包括最新發生的有爭議的報道。
此外，創傷性事件影響面大，不僅涉及受害者、幸存者、其家人和朋友、目擊者、警察和救援人員，還涉及新聞工作者和受眾。對于前者，社會已給予足夠關注和重視：“在最近10年，救援人員已經認識到需要進行自我照顧和有組織的自我防護，而新聞工作者可能還沒有認識到自己需要雇主的保護和日益增加的支持。”[6]但對于后者卻一直缺乏基本的了解——媒體在“9·11”事件中的表現受到廣泛稱許，但是參與報道的記者此后遭到的身心創痛卻不為人所知。當參與救援的警察、消防員、醫護人員都能夠得到公眾和政府的理解和補償時，有著同樣身體與精神創傷的他們卻不得不默默承受。因為“新聞工作者最不愿談論他們的感受……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與眾不同”[7]。如今，在達特中心的努力下，從事創傷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同樣會遭受PTSD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折磨這一事實已得到廣泛認同，“過去記者不敢說出自己受到采訪對象的影響，現在環境開放了，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心理創傷表現出來”。同時，創傷性報道對受眾的影響也受到關注。研究者發現，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受眾接收創傷性報道越多，就越有可能呈現PTSD的癥狀或情緒低落，對于那些之前經歷過創傷性事件的人，負面影響尤為明顯，創傷性報道有可能讓他們回憶起曾經的創傷。這些成果對新聞實踐都具有指導意義。
再次，創傷報道研究程度深。“創傷”這一概念的引入不僅拓展了新聞業關注和思考的范圍，而且提出了進一步報道的需要。誠然，創傷性報道即為對創傷性事件的報道，但要使之成為“一種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境中的真實、全面和智慧的報道”[8]就絕不僅僅止于報道事件本身。除了將其置于更廣泛的社會環境之下，“將個人陳述(個體的深度特寫)和社會影響(個別問題的宏觀聯系分析)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9]之外，還應當告知讀者，此后社區和個體對精神創傷的反應和處理方式，以及痊愈的過程。
研究成果的轉化
在新聞領域，對創傷報道的認識最先進入大學新聞學教育視野，此后開始在在職新聞記者中開展培訓。1994年華盛頓大學傳播學院率先創辦了新聞與創傷項目，以便所有新聞學研究生都能了解創傷并思考如何采訪和描寫受害者而不對他們造成更大傷害。在工作坊項目中，學生要學習創傷及其癥狀、采訪扮演成正在經受創傷的演員，并學習如何處理自身的壓力。在職新聞工作者可以通過參加短期培訓、研討班、新聞編輯室的現場短會來了解和學習創傷報道，此外，還可以通過角逐達特獎或爭取奧克伯格學術獎金來提高認識和實踐能力。
美國的一項研究評估了近年來接受過創傷性報道訓練的新聞學畢業生在工作中遭遇創傷性事件時的效果，結果表明，所有畢業生均認為創傷訓練對于新聞專業學生來說是有價值的練習，他們還建議為新聞工作者自身的創傷提供更多專業化支持。[10]而在英國，研究者發現，在與主編和教育者們交談時，創傷及其對新聞工作者福祉的潛在影響如今顯然受到了過去前所未有的關注。“在過去幾年，BBC、澳大利亞的ABC、路透社都開展了雄心勃勃的項目，對新聞人員進行創傷意識訓練。15年前，新聞編輯室會嘲笑新聞工作需承擔心理風險的提法。如今，這種態度還未完全消失，但是已經日益少見了。”[11]可見，創傷報道這個交叉學科的興起對新聞實踐起到了重要而積極的指導作用。
在我國，汶川地震以后新聞界對災難性報道的研究成倍增長，但是總體來看，關注的角度比較宏觀，無論是理論認識還是經驗總結都未能形成系統和合力，而對家庭暴力、自殺、車禍、性暴力等日常創傷性事件的報道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美國的相關研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有選擇地學習。
參考文獻：
[1]Mark Brayne，Trauma &Journalism： A Guide for Journalists，Editors and Manager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umatic_event.
[3]利昂·納爾遜·弗林特.報紙的良知[M].蕭嚴，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63.
[4]Roger Simpson &William Cote，Covering Violence：A Guide to Ethical Reporting About Victims &Traum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P1-2.
[5]http：//dartcenter.org/history.
[6]http：//gradworks.umi.com/32/59/3259762.html.
[7]Suffering in Silence，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March/April 2009，P46.
[8]新聞自由委員會.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展江，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9]2005年Dart獲獎報道《底特律自由報》的系列報道.底特律殺人案：暴力的回聲.www.dartcenter.org.
[10]http：//eric.ed.gov/ERICWebPortal/search/detailmini.jsp?_nfpb=true
&_&ERICExtSearch_SearchValue_0=ED434372&ERICExtSearch_SearchTyp
e_0=no&accno=ED434372.
[11]Cavin Rees，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Vol 18 No. 2，June 2007，P6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