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特別欣賞柴靜的拼命堅持

大銀幕上放映著《口述歷史》短片，崔永元先生應該已經看過很多遍了。坐在角落里，斑駁的光影劃過他上揚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張張面孔閃過，一段段滄桑流逝。最后出現的是一張女士的臉，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這些，我覺得就是短短這幾分鐘你就會有感慨，一個人陷到這個里面以后，很難對世俗生活再有興趣了。這就是我老想遠離，老想遠離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干這件事。”

2012年，準歷史學者崔永元說，他找到了一條能夠讓自己生死與之的道路——口述歷史。

大師們驚著了

5月29日午夜，崔永元先生覺得有點晚了——采訪結束，他得去工作一會兒了。

北京的北郊懷柔，“萬泉新新小鎮”路燈已歇，崔永元顯然走慣了這里黑燈瞎火的夜路，他一邊走一邊接一個工作電話，《人物》記者跟著他，仍然被一簇路中間陡然出現的植物絆了個趔趄。

從他接受采訪的電影傳奇館，行無一箭之地，就是他的清澈泉公司80多人團隊所在的3層小樓，他的家則在50多公里外的北京市區。

未來10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緊密。

《小崔說事》要采訪三位作家。

《謝天謝地你來啦》準備錄五期節目，要和創作團隊商量編劇、排練。

臺里機制會有改變，他要和幾個部門開會，商量成立“崔永元工作室”。

6月2日要做兩個慈善活動，先去云南，“給孩子加雙運動鞋”，然后去甘肅，建一所新的鄉村小學。

在此期間要做兩個“口述歷史”受訪者的安撫工作。有個受訪者對記者存疑，崔永元要證明 “這確實是我派去的人”。還有一個年輕記者工作中惹得受訪者不舒服，他要解釋，告訴人家怎么回事。

國外的、國內的朋友來了想要跟他見面，插空，盡量。

他經常凌晨兩點甚至三點鐘才從這兒離開。4000個口述歷史需要他整理，每個月有300個小時的素材，他根本干不完這些事。

“這個事，往崇高了說，就是民族的口述史，給后代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往通俗了說，它是我現在活命的依據了。沒有這個事，每年發病怎么辦呢？現在想著這個事的時候，就是舍不得。都干了10年了，都收集這么多了，好多采訪對象都磕了兩年了，最后再努力一下，他們就接受采訪了。不能放棄了。”

他去國外學習，結果人家告訴他，全世界的口述歷史系統中，他那個已經是世界領先了，沒有比他更先進的了。

去年崔永元做新銳導演計劃，請八位電影大師到中國，順便請他們來看了看口述歷史的東西。大師們驚著了。“能不能架一條光纜在我們家，在電腦上可以看。”

好多上市公司盯上了崔永元，說你有這么豐富的歷史資料，包裝一下上市非常好。按慣例，你去找那些歷史影像資料，一分鐘就要你—萬、兩萬塊錢。

崔永元說你們最好去美國看看，去哥倫比亞大學看看，去美國國會圖書館看看。然后人去了。一看，全是公益的，賠錢。

崔永元想在中國開這個先例，公益，免費。“現在很多人都掉錢眼里了”。今年2月，他與中國傳媒大學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打算建好后，分兩步對公眾開放，第一步對學者和從業者開放，記者、學生都行，你要什么資料，無償提供。第二步，對全民開放，誰都可以。

現在中央電視臺也明確地表達支持他的口述歷史，認為這是—項很好的事業，“以前有領導說我不務正業。現在已經有兩撥臺領導到這里看我的系統，從來沒有過的。”

“你看這個多鮮活呀”

2001年抑郁癥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心理醫生對崔永元說，“你能不能嘗試著到另一個舞臺上去表演。另一個舞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愛，你會為了它，不舍得離開這個世界，有這樣的舞臺嗎，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電影，我就喜歡電影，后半輩子放電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電影吧。”這就是《電影傳奇》的發端。

從電影傳奇轉到口述歷史，如果有一個標志性的時間點，那就是采訪王為一，珠影的導演，2003年1月，當時他80多歲了，采訪了7個多小時，那是當時采訪時間最長的。現在口述歷史采訪一個人物的紀錄已經是85小時了。

王為一說了很多，他講聶耳寫的國歌。1959年曾有一部電影，說聶耳拿起筆就想起了東北義勇軍，然后熱血澎湃，寫了這么一個。但是在當事人的回憶里不是這樣，他們都管他叫聶子，他年齡很小，蹦蹦跳跳特別可愛，他到各個劇組說，你們拍什么呢我幫你們寫個曲子，你們拍什么呢我給你寫個歌吧，這么個人。可能也是天性活潑，第二也想掙點錢，《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這個狀態寫出來的。

另一個錄音師回憶說，他是第一個聽國歌的人。為什么？那天上班，他跟聶耳坐—個電車，看見了，揮了一下手然后聶耳就跑過來了，拽著他說我的歌寫好了，你想聽嗎？他說行。當時那個車上那么亂，聶耳就對著他耳朵唱了一遍，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那是他第一次聽。

“這些東西讓我特別激動。我說你看這個多鮮活呀，只有他們能聽到。”

還有王為一說，他跟趙丹特別好，趙丹只要一梳頭什么的，他就知道今天要約會去了。然后等到他回來，一看表情，就知道今天結果怎么樣。有的時候垂頭喪氣，有的時候特高興，不停地唱歌。

這激起了崔永元極大的興趣。這跟以前想象的，書里描寫的，或者一句話說的那個趙丹完全是兩回事。

2006年崔永元走長征路的時候，派了一個小分隊去采訪了100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緬會戰的老兵。當時他意識到這個很重要。

還采訪了110多位音樂人。好幾撥留學生，第一撥叫4821，1948年去留蘇的21個人。還有從法國、德國、美國回來的，奔赴新中國的。西南聯大的，燕京大學的。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系列。

走到現在，5個采訪團隊分別負責戰爭、知青、企業家等系列。

崔永元隨口說出印象中鮮活的細節。比如，采訪的一些當兵的，無論八路軍，或者是國民黨的兵，都要問你為什么要當兵。這是一個常規的問題，都問，聽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最好玩一個，他去參軍的時候人問，你為什么要當兵？我想吃飽飯。不對，你是為了革命。革命是什么？給你講講革命是什么。全都講完了，你聽明白了嗎？聽明白了。現在我問你為什么要當兵？我想吃飽飯。你說半天，我就是為了吃飽飯，要不然我當什么兵啊？

“現在我們看電視劇、電影就覺得，我們有這么好的一個寶庫，你們怎么不提前來看看呢？編劇水平可以大大提高啊。他直接說的那個話都比你編的臺詞好，太漂亮了一個個的故事。這些東西特別打動我。”

崔永元說有的事情他幾乎難以相信。

一個受訪者，英語非常好，圣約翰大學畢業的，抗美援朝的時候，他在情報機關工作，監聽美國的通訊電臺，發現他們居然用英文直接發令，就是哪哪的部隊通過哪兒調到哪兒，不用密碼，本來起碼應該是A軍團用B方式到C地區，應該是這樣。可他們就直接用英語說，太欺負我中華無人了。他就報告李克農，說他聽到了這個計劃，李克農都不相信，然后他們就到了前線，讓前線的部隊來觀察。就是這么調動的。

走到今天，口述歷史已經有了自己規范的操作方式。比如做抗美援朝，要采訪誰怎么抽樣，記者會先做PPT演示。

“會把志愿軍所有的編制告訴你，各個兵種告訴你，人數告訴你，重大戰役告訴你，甚至細到我們戰俘的準確數字告訴你，然后這個戰俘最高的級別告訴你，現存的人數告訴你，根據這個抽樣。志愿軍里面有探照燈部隊這么一個兵種，你們知道嗎？但是我們要采訪到這個。為什么呢？我們就要知道在這個部隊編制里，這個兵種是干什么的，他們參加了什么戰斗，有什么用。志愿軍里面有很多拿工資的你知道嗎？不是部隊的工資，是除了部隊的工資還拿一份工資。為什么？就是原崗位工資。因為戰爭打起來以后，修汽車的，修這個的，修那個的奇缺，人才沒有。怎么辦？從各個工廠大學抽調專業人員去，所以他們拿雙份工資。你看不做口述歷史你就不知道還有這段事。”

崔永元想用生動的口述來拼湊一個歷史的真相，或者說，所謂的歷史的真相。

“因為我到現在堅定地認為沒有歷史真相，歷史永遠沒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誰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這件事。口述歷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種方式，當然還有其他的方式，我們現在是迷上了這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