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竊聽門”看媒介的自由與自律

《傳媒》供稿

“竊聽門事件”所暴露的道德底線問題以及監管漏洞，不僅給新聞集團以沉痛一擊，也在世界傳媒中引起震撼。“竊聽門”已導致新聞集團陷入深度危機，即便默多克諳熟于應變之道，仍未能使集團擺脫尷尬處境。美英業界預測，如果拿不出“給力”理由，默多克江山將輝煌難再。

病態新聞觀戕害媒介立業根基。媒介融入社會，需秉承一定的新聞價值觀和道德觀。因國家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不同，西方新聞觀強調顯赫性、人情味、沖突性、接近性、怪異性等價值取向。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則要求我們注重時新性、接近性、顯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但不論東方西方，負責任的媒體，都要遵循真實、客觀、公正、權責平衡、服務社會公益等原則。從道德層面看，媒介將其影響泛化到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之中，也必然要擔負起社會責任。因此媒介的道德指向，一個是指向外部和諧，促進社會和人的精神發展；另一個是指向內部的約束，即培養健康追求的精神自覺。以此來衡量，“竊聽門”恰恰暴露出西方媒介健康新聞價值觀和道德觀的缺失。那種無視人格尊嚴，崇尚獵奇、怪誕與反常報道的病態新聞觀，帶來了對社會責任的背棄，也造成了對媒介立業根基的戕害。

監管乏力放縱無底線的“自由”。自《世界新聞報》丑聞曝光以來，該報管理層中，包括英國首相卡梅倫前媒體新聞主管庫爾森和英國國際新聞公司首席執行官布魯克斯等11人先后被捕。據警方查證，內部管理層為私家偵探等支付報酬的失職行為，對竊聽事件的愈演愈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同時，外部監管也存在嚴重漏洞。雖然，英國出臺了《誹謗法》等法律約束媒介行為，但實踐中，隱私權問題屬于間接保護范疇。如果受到侵犯，不能夠以獨特權利來要求法律保護或者救濟，而常以“非法入侵”或“違背信任”等理由追究責任。針對媒介侵權案，審理中也傾向于追究媒介侵權責任，通常依民法規則來解決，或是援引憲法規定作為對民法的制約。即法院可以借新聞自由為由放松對于媒介侵權行為的管制。從行業自律角度，英國雖較早建立起自律機構，出臺了自律規范，但操作中卻形成了將問責權交還媒介自身的運行機制。

在種種庇護之下，英國媒體的法律、自律監管看似緊、實則松，內外監管乏力，導致了“新聞自由”的無底線。